在家谱中涉及古人名字等称呼时，还有一种是“号”，即“尊号”、“谥号”等，以“姓氏名”为主，以“号”为辅。从定义上看，“号”一般是指人相对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其作用正像《周礼》解释的那样，是“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特别是在早期，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例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就一般情况看，先秦时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见于记载的仅有陶渊明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 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清乾隆皇帝就自取号为“十全老人”。清朝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明朝“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丁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该书还记载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诘问犯人为什么故意狡辩，犯人回答是“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像这样落草为寇的盗贼都有别号，当时取号之多之滥可想而知了。
清乾隆皇帝《十全老人之宝说》
在古人取“号”时，用字与起“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限制。从已知的“号”看，字数从 2 字到 20 多字不等。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号就有 12 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清代还有一个叫释成果的和尚，“号”用字竟达 28 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号”竟然用了这么多字，真可谓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清时期文人取号之风的盛行。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号，有些人的号还不止一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 4个之多。前举郑板桥本名燮，字克柔，板桥本来是他的号。他另外还自称郑大、郑大郎、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板桥老人，这些自称也大多具有“号”的性质。
当然，古人的“号”相当复杂，不仅有上述性质的“号”，历代皇帝都有庙号、谥号，和尚有法号，道士有道号，演艺界有艺名，文化界有笔名，这些也有“号”的性质。就如夏商时期顾国，顾伯，尊号伯爵。
早在汉代时，有一位姓赵的女子擅长舞蹈，身轻如燕，人送艺名“赵飞燕”。由于她这一艺名影响很大，以至她的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又如在五代十国时，后唐庄宗李存勖不仅喜欢演戏，还为自己取了个“李天下”的艺名。据说有次他与一位艺名叫镜新磨的人同台演出，在戏台上也忘不了自呼两声“李天下”的艺名。另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古代有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等人，也都是以艺名传世的。清末一位知县叫德克金，平时不拘形迹，被一位姓汪的人讥笑，说他不是做官的料，只配演戏。后来他果然丢了官，改行学戏。为了不忘当年汪某的讥笑，激励自己，他便取了个“汪笑侬”的艺名，并用这一艺名编戏演戏，终于自成一派，誉满上海一带。另外，《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至今不为人知，这一署名其实也是一种“号”，类似于后来的笔名。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被称为卧龙先生、刘备被曹操称为大耳儿，《水浒传》中的蒋忠被称为蒋门神、鲁智深被称为花和尚，时迁被称为鼓上蚤、孙二娘被称为母夜叉，等等，其实也都是“号”，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诨号。
总之，家谱中所涉及古人名字，在称谓上远比现在人复杂，大多既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使家谱文化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但是家谱中都是以姓氏名为主，以“号”为辅，“号”只是一种可以丰富和增添族谱色彩的内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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