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交流中,经常会遇到引用古语、典故的情况,或是为了增加自己言论的权威性,或是为了显摆自己有文化,反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古人云”没问题,但不能替古人乱云可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太过悠久,这就会出现同一个字词却古今歧义的问题。事实上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多见,比如“囧”字——千百年来其本义一向是光明、光亮的意思,却在网络时代被赋予了郁闷、无奈、尴尬等新的涵义,而且还让人觉得理所当然,本应如此。
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囧字就有了新解,更何况五千年的沧海桑田?所以某些能让人张口就来的古语或是典故,其本意可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被望文生义的曲解了,甚至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上经》)在今天通常被人拿来励志,大概是因为把“以”字理解成了“应该”的意思。事实上“以”字在古语中的本义是“用”、“拿”、“把”、“将”,所以对这句话原义的解读应该为天道是稳健刚毅、运转不息的,所以君子当效法之,进德修业,永不停止。可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或是懒散懈怠。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大。毕竟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我们将老祖宗的本意稍加改动以适应今天的价值观,也算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之,并不为过。
但有些对古语篡改或曲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一种情况,就是生编硬造再冠以古人之名。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经常被冠以“古人云”的前缀,但其最早的出处似乎是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鸠山劝降李玉和的台词中。而且如此极端的观点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哪怕是坚持人性本恶的荀况或是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卷十三·心章句上》)的杨朱学派,也不会接受如此负面的观念。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出自鬼子之口,跟我们的老祖宗没关系第二种情况就是恶意篡改或是讹传古语。典型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其原话本为“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出自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第二折,本义是气量小的人称不上君子,胸襟广阔宽厚才算是大丈夫——一字之差,足以让正能量的老关原地爆炸,这种影响有多大,又有多恶劣?
再一种情况就是断章取义了,也就是管他古人想说啥,只从中截取自己想要的那部分就行了,剩下的不管。比如在我的学生时代,学校里张挂着的一大堆励志名言中,总少不了一幅“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鼓励坐在教室里的傻孩子们学海无涯苦作舟。可事实上原文却是这样的: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看到没?人家庄周压根就没打算向你灌输刻苦学习的道理,而是在教你摸鱼,还美其名曰养生——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 以有限去追求无限,必然对身体健康有害。既然如此还在不停的“苦作舟”,难道你活腻了?
作为当年的傻孩子之一,我算是上了老师的大当,还没处说理去,就不知道这玩意学校里现在还挂不?
如此断章取义,实在有点过分……这类的断章取义属于明知故犯。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出于无心,但根源恐怕就在于无知了,典型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春秋无义战”。
01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想科普一下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仪(参见《笑话宋襄公愚蠢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春秋时的贵族范儿》)。这篇文章在当时没啥关注度,但不知为何最近又漂了起来,还颇为引起了一些争议。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很多朋友对于春秋时期的战争规则无法理解,于是就认为我在胡说八道。而被提到最多的理由,就是孟子曾经曰过的“春秋无义战”。
如果不结合上下文,那么很容易会把“春秋无义战”的涵义理解跑偏只是亚圣的这句话我好歹也听说过,还记得他老人家的本意好像不是这码事。再去一查,果然如此: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卷十四·心章句下》)
啥意思呢?就是孟夫子认为但凡合乎于“义”的战争都是以上伐下,比如天子讨伐诸侯、诸侯征灭卿大夫或是卿大夫收拾士。而春秋争霸战说白了就是一场发生诸侯间的战争,交战双方虽有大小强弱之分,有时候还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差别,但理论上他们之间都是平级的,按照礼仪是不应该交战的。如果发生了纠纷,应该找周天子裁决,起码也得由周天子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进行征伐,而非自己撸胳膊挽袖子直接开掐。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才被孟子定性为“无义战”,而非是说那帮家伙打仗时不守规矩、不讲武德。
其实孔夫子之所以慨叹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与孟夫子的理由是一致的: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
反正俩圣人都是在为周天子的权威不振而叹息不已,认为未经这位已经沦为泥菩萨的君王批准,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都是不符合道义的。至于那帮诸侯们在打架的时候是否尊重传统以及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两位老人家才懒得关心。
事实上抛开春秋时的诸侯打仗守不守规矩这个话题,仅就圣人对“春秋无义战”和礼崩乐坏的指责,其实也是没有道理的。
两位老人家只关心崇古复礼,才懒得操心大家怎么打架分封制这种东西,可不是圣人眼中的“理想国”西周发明的,最晚在殷商时期就已经诸侯遍地走、封国多如狗了。而且诸侯国压根不鸟天子、只顾闷头抢钱抢地抢人口更不是春秋时才有的,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降一直都是家常便饭,而大周朝及其先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孔圣人为了给大周朝涂脂抹粉拼命的删述六经,可惜还是删不胜删,露出了不少的小尾巴。比如“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诗经·鲁颂·閟宫》),说明早在古公亶父时代、商纣还未来得及荼毒万民,周人就已经在雄心勃勃的扩张势力,打算篡夺殷商的天下了。
而武王伐纣之后,在被儒家大肆吹捧的封建诸国的背后,则是血腥而残酷的以强凌弱、以亲间疏的大兼并:
“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李贤注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
如果史书记载属实,那就意味着殷商时的3000余诸侯国(部落),到了西周立国时只剩下了不到1800个。在春秋初期如今普遍的看法是有国不足200,到了战国开篇尚存的仅有20来个,又继续被兼并成齐楚秦燕赵魏韩这“七雄”,最后在始皇帝的手下归为一统——看到没?天下尽归于秦,虽是终于始皇帝,但其序幕早在近1500年前便已缓缓拉开,正是圣人口中的无数场不义之战在持之以恒的推动着这一进程。否则,哪怕始皇帝陛下再怎么英明神武,面对3000多小国(弄不好秦国的地盘上也得有好几百),他得召唤出多少个白起才杀得过来?
再者,若非从殷商到战国始终“无义战”,那么诸国林立的结果是什么?想想咱们所处这块大陆的另一头,答案显然让人不寒而栗。
随便一搜就翻出来近百个诸侯国,不掐上个几百年根本没法实现大一统事实上春秋时期的诸侯兼并战并非最频繁和最激烈的,只不过那时候风水好、扎堆出圣人,赶上了而已。同时儒家又最喜欢崇古非今,这才闲着没事总拿春秋说事——要是他们活在战国,看到大周朝的天子们连泥菩萨都当不成、打起仗来动辄杀人盈野盈城,又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来?
就好像活在二三十年前的人,一定会觉得大洋彼岸的灯塔国举世无敌而且永远无敌。可是现在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要是再过个二三十年,弄不好连回事都不是了。
所以至圣说礼崩乐坏,亚圣说春秋无义战,其实都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卷二·八佾第三》)的崇古思想所致,在今天都是过时过气的玩意。所以说圣人也有时代局限性,我们在保持尊敬的前提下去芜存菁学习之即可,没必要挂在嘴边当成金科玉律。
02
我们再从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仪角度,说说春秋无义战这码事。
其实在今天看来,春秋时期的战争美好单纯的恍如童话许多人对春秋战礼莫名惊诧,甚至因此认为是后人胡编乱造出来的,就在于其与后来完全不讲武德、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形式截然不同。那时的战争,充满了贵族风范和对于礼仪规矩的尊重,为此可以无视战争的成败,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美好”得恍如童话: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
所以在当时,打仗不能违背农时,不能趁人之危(比如敌国发生瘟疫、内乱或是国君死掉了,都不许开战),不能借助气候地理等有利因素,更不能残害平民。一旦打起来了也是规矩一大堆,比如必须“不鼓不成列”,即以堂堂之阵对正正之旗,搞埋伏、玩偷袭、半渡击之这些后世司空见惯的战术被坚决禁止;比如“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即不能攻击伤兵,不能伤害年纪大的人,同时还不能乘人之危,甚至敌人出现了意外状况,还得去帮忙(邲之战,楚军帮晋军修理战车,修好了再继续掐)。
还有更匪夷所思的。比如在战场遇到了敌方的国君,非但不能擒贼先擒王,还下车行礼再加以避让;比如两军主将或是贵族间的对决,按照礼仪必须采取“战棋制”——就是先动手的要是没把对方弄死,就得等人家回砍(射)后才能再次动手,要是因此挂掉了,那就算你倒霉……再比如战争的胜方不能穷追不舍,只能追出50步、最多100步就必须停止,否则就是胜之不武,可以坐等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那个笑话我搞错五十步笑百步出处的,回去好好读读《孟子》其实上述所说的,不过是堪称繁复冗赘的春秋战礼中的九牛一毛而已。事实上在当时的战争规则极为类似今天的足球、篮球等竞技体育项目的比赛规则,只要参与其中,就必须遵守,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只不过在体育比赛中犯规最多是被判“违体”、“技犯”或是亮红黄牌,可是在春秋时期要是打仗不守规矩,那可能就是名望丧尽、人嫌狗憎,弄不好权势地位不保,还可能招致正义的“联合国军”的群殴,谁脑子进水了才会这么干?
比如被嘲笑了数千年的宋襄公其实并非假仁假义,他在泓水之战中所有的表现都符合当时的战争规则。之所以沦为千古笑柄不过是后人只以成败论英雄罢了,事实上在当时宋兹甫可是被人夸上了天的: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所以说青史凿凿,春秋战礼根本无须质疑,总不能因为某些人不知道、不理解,就断定其不存在。如果这样也行,那么我们只好到文盲那里去寻找真理了。
春秋战礼,跟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基本没什么两样而且要是如此这般充满礼仪之美和优雅风范的战争都成了不义之战,那么后世百无禁忌又毫无底线的战争又该如何评价?
03
春秋战礼的形成并蔚为风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周克殷商之后,一共搞过两次大封建,基本奠定了西周的国家形态——即分封宗室、功臣以及前朝遗民于四方,周天子并非说一不二的至尊,而是共主性质的领导者,对非王畿的土地没有直接管辖的权力,但是诸侯国须对周天子负有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这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法理基础。
但是这种统治架构是很难维持长久的。
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分封制,是种无法稳定的统治架构分封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当时的文明程度和技术水平,周天子想要建立大一统的、由王室直接统治的国家形式是根本不现实的,而通过封建诸侯以达成扩大王族势力、压制前朝遗族并实现开疆拓土的目的,就成了最好的手段。
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当年分封出去的诸侯国间的强弱、大小、亲疏关系都在不断变化,可是天子赐予的仪制、爵位以及相应而来的地位、权势(起码是名义上的)却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这让新进者如何甘心,即便是旧贵者也不会满意吧?再加上个号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而擅自称王的楚国跟着捣乱,诸侯国之间不掐成一团才怪。
可是打仗归打仗,却总是打得缩手缩脚,尤其是很难下死手。这是为啥?除了当时的战争理论不成熟、技术水平不高明、人口规模也不大等条件限制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一就是周天子权威尚在,各大诸侯国既无可能也无勇气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就连桀骜不驯的楚国都得经常性的称臣纳贡,还得出兵助天子讨伐不臣。在这种情况下大国间打架的目的无非是抢块地盘、争个霸主甚至仅仅是为了面子,自然也缺乏杀红眼的动力和兴趣。其二就是诸侯国间本来就大多是亲戚关系,就算原来不是亲戚的,经过几百年的联姻也成了亲戚。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主力都是贵族,平民只是起哄架秧子的角色,这样一来仗打起来可能就非常有意思了——比如一个晋国贵族在疆场上遇到的敌人,可能是他远在楚国的七舅姥爷,也可能是七大姑八大姨家的表兄弟,还可能是自己的大舅哥或是小舅子——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啥非把对方弄死不可?就不怕打胜仗了回家被老娘满院子撵着打、被老婆踹下床去跪搓衣板?
亲戚打亲戚,不好下死手更何况那时的“国际”形势,通常都是今天还举着青铜剑互砍,隔天就能凑到一起搓几圈麻将……所以要是今天我给你下个绊子,明天你给我扬把石灰,再凑一块嗨皮的时候会很尴尬不是?毕竟大家都是贵族,讲究的就是风范和“姿势”,没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
所以在春秋时期打仗玩“诡道”,即无实际需要也没有动力驱使。相反要是杀戮过甚或是搞阴谋诡计,会遭到舆论普遍的谴责和鄙视,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多,这样的蠢事有谁愿意干?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春秋战礼应运而生,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遵守。
04
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吕小白,就是个非常擅长利用规则的明君,所以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招牌,从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甚至连孔夫子都赞其“正而不谲”(《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在这样的光环掩映下,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位43年间灭国35,在春秋无一人能出其右。
宋襄公宋兹甫则是个反例。他之所以在泓水之战中豁出老命也要守规矩、“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此前他曾经犯过规矩——无故囚禁了滕国的国君、杀死了郐国的国君,还打算讨伐没招惹过他的曹国。结果宋兹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众怒,还被“正义的”楚成王出手给活捉了。所以只要他还想称霸,甚至只是想存国,也不敢再坏了规矩。
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宋襄公可绝非假仁假义那么地位如此崇高稳固的春秋战礼,怎么突然间就被人弃之如敝履了呢?
因为时代变了。
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周天子的权威日益丧尽,各大诸侯们的小心思开始逐渐萌动,那就是取而代之。
想取而代之,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就是战争。可是在春秋时期的战争规则下,那些不堪一击的小国还好说,可是像晋楚这样的大国只要不发生内乱,就算打上几百上千年,结果可能还是现在那副德性。那还打个什么劲?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兵圣孙武横空出世,一部《孙子兵法》开篇就将原来形同竞技体育般的战争模式和规则击得粉碎: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这就让原先打起仗来束手束脚,这不行那不能,打赢了还不许追的各大诸侯们,简直形同发现了个新世界。而且按照孙武的打法试了几仗以后,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就像是踢一场足球赛,突然间裁判不见了踪影,还可以拿着匕首锤子甚至是机关枪上场,那谁还在乎过人传控?只要你的钱多人多装备好,岂不是想进几球就进几球?
春秋之后的战争,跟失去规则和裁判的足球赛没啥两样这时候谁还想要裁判?谁还想要规则?于是战争再无底线,战场上也再无贵族的风范和礼仪的优雅。
在世界历史上大规模使用战车这种对战场条件要求极其严苛的战争装备的,唯有中国的春秋时期。为啥?因为我们悠久的历史孕育了高度的文明,而高度的文明又催生了优雅的礼仪,这才使得车战这种作战形式大行其道。否则,只要在战场上挖几道浅沟或是摆出个乱石阵,就足以让晋楚这样的千乘之国瞬间灰飞烟灭了。
难道这些我们的祖先想不到?非不能耳,是不为也——因为礼仪和自尊,让他们干不出这么下作的事情。
不过反过来说,要是春秋战礼一直坚不可摧,哪怕始皇帝再有雄心壮志、再英明神武,恐怕也没法一统天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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