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军备全面废弛，庞大的常备军基本沦为“花瓶”和“摆设”。
大清帝国的正规军，主要有八旗和绿营。从顺治初年到乾隆末年，这两支军队用切身经历，生动诠释了从天下劲旅蜕变为乌合之众的两条不同路径。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兵民合一”社会组织体系，也是大清帝国的嫡系中央军。1644年，大清定鼎北京时，八旗兵不到20万，却是帝国的武力支柱，无论是拥兵百万的李自成、还是割据江南的南明小朝廷，都在八旗兵威下瑟瑟发抖。
不过，到1673年“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大不如前，多次被吴三桂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清廷不得不启用绿营来挽救危局。
短短三十年时间，一支曾经无敌于天下的军队就腐化堕落了，原因何在？
八旗兵组建之初，身处辽东白山黑水之间，物质条件的匮乏使他们茹毛饮血、忍饥耐渴，有着坚忍的狼性；传统的游猎习俗，使他们从小就能射善驰，堪称“马背上的民族”；长期战争的险恶环境，使他们视征战掠夺为职业，闻战则喜、所向无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以征服者的面貌踏入中原后，八旗实现了由“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根本性转变。将领们收获了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大量金银财宝、房屋土地，一下子转型为大贵族、大地主、大财主。据统计，仅顺治年间，旗人就圈占北京周边田地166838顷，仅直隶一省又将66万余男丁划为包衣。据《啸亭杂录·孙文定公》记载，“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仰赖租种旗地生”。
坐拥巨额财富之后，八旗贵族开始纵情享乐。毕竟，如果一个人能够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谁还愿意天天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起早贪黑坚持锻炼？
上梁不正下梁歪。将领们懈怠了，八旗兵也不甘落后。
八旗兵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康熙中期，八旗前锋、护军每月饷银四两、每年饷米48斛（合9600斤），马甲每月饷银三两、每年饷米48斛，步军每月饷银一两五钱、每年饷米24斛。旗兵子女凡七岁以上，即可食全俸，此外还有恩赏、红白恤赏、差兵盘费等额外收入。长期和平环境和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八旗兵们渐渐把当兵吃粮作为赚钱谋生的手段，心思精力完全偏离备战打仗。
思想的放松、带来了作风的懈怠，作风的懈怠、带来了训练的废弛。舞刀弄枪再也不是八旗兵的日常工作了，提笼架鸟斗蛐蛐取而代之；“当兵”也不再与生死、战场挂钩，而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紧密联系在一起。
慢慢地，八旗兵的军事训练流于形式，训练标准一降再降，最后什么好看训什么、什么好训训什么，把骑马、射箭等“看家本领”全还给了老祖宗。当训练基本虚化后，八旗兵的身体素质也遭遇了“断崖式”下滑。
于是，原本“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的八旗兵越发萎靡，慢慢沦落到了“睹旌旗而色变”的境地。
嘉庆四年（1799年），八旗兵奉命征剿白莲教起义。将领勒保上奏嘉庆皇帝，声称八旗精锐键锐营、火器营不习劳苦、不听指挥，两天多还没走完七十里路，“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1815年，嘉庆皇帝检阅八旗精锐前锋营，200名精挑细选出来的士兵，竟无1人能够5箭命中靶心，其糜烂如此。
八旗之后，还有绿营。如果说八旗是“富养”的典范，那绿营就是“穷养”的楷模。在绿营身上，清廷充分论证了如何用最少的钱、养更多的兵。
据史料记载，绿营兵编制58万4千余人，1781年增添6万6千余人，后陆续削减1万8千人，定额63万2千余人，每年耗费军饷1500余万两白银。
数目庞大的军费，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却十分微薄。绿营饷章规定，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月支三斗，人均不足八旗兵一半。从大清立国到嘉庆时期近200年，绿营兵基本没加过工资，而粮食等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需要2到3两白银才能买到1石米，绿营兵的工资连自己都喂不饱，更谈不上赡养全家。
无奈之下，绿营兵们只能另谋出路。有门道的，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有战斗力的，给黑社会组织当打手，为黄、赌、毒事业保驾护航；等而下之的，敲诈勒索乡亲，白吃白喝白拿，类似于流氓地痞；剩下一些良善之辈，有的给商贩帮工，有的走家串户卖杂货，有的磨豆腐卖豆腐，有的当做裁缝、木匠糊口，有的当佃户给人种田，与普通百姓没啥区别。
当绿营兵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谋职业上时，将领们则绞尽脑汁地喝兵血、吃空饷。每当遇有士兵员额出缺，将领们往往在账面上保存其旧名以吞没钱粮，阅兵点验时再雇人顶替，造成纸上有兵、军营无兵的窘境。嘉庆、道光年间，许多省份绿营兵实际人数已成了一笔糊涂账，一些省份绿营缺额近半数，遇有战事只好抓些乞丐和残疾人凑数。
除此之外，绿营制度设计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地域上的分散性。除了总督、提督直辖的数千标兵外，绿营兵小股多点部署在全国各省市县，每个点位的人数从数人到数百不等，即使哗变也难以对政权构成威胁。二是职能上的多样性。除了承担国防军的职责，绿营兵还担负缉拿逃犯、巡逻城池、压解钱粮、查禁私盐、弹压地面、防汛抗洪等多样化任务，日常工作相当繁重，类似于军队、武警、公安、税警、城管和民兵预备役的混合体。三是动员上的薄弱性。为了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绿营兵遇有战事出征时，不是成建制调动，而是从各省市县抽调拼凑、积少成多，兵将之间、兵兵之间互不熟悉，动员成军的效率极为低下。
19世纪中后期，绿营军制已彻底败坏。绿营兵平时滋扰地方、祸害百姓，战时贪生怕死、望风而逃；绿营将领自身不正、毫无威信，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下大力想整训绿营，却对这支像城管、像商人、像百姓、更像地痞的二流子军队无可奈何，最后愤愤地丢下一句：“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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