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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母亲葬礼上他没掉一滴眼泪，第二天就和女同事去看喜剧电影；和女友天天在一起，而当女友提起结婚时却说无所谓；当朋友与人发生矛盾要对人开枪时他劝阻了，自己却因为那人匕首上反射的阳光刺痛了眼睛而开枪杀死了那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而这就是加缪小说《局外人》里的主人公默尔索。
阿尔贝·加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局外人》是加缪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堪称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最著名小说之一，“局外人”由此成为整个西方文学-哲学中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部作品也一版再版，印数突破了千万册。
《局外人》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如我开篇所述，小说讲述了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默尔索，最后也是稀里糊涂地杀了人，但他最后被判斩首示众，主要原因却是由于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
02
这个结局实在太荒谬，而荒谬或者说荒诞，正是加缪思想的核心，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但说实话，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冷漠实在令人惊讶，也是我多年前初读时的主要印象，他人也许虚伪，可是他也太冷漠了吧？至于他认为人生的无意义，我当时也正为这个问题困惑，倒是颇有共鸣。
据说这部小说在美国被译成《异乡人》（stranger），英文版则被译成《局外人》（outsider），但其实stranger的词根strange就有奇怪奇特的含义，符合我们对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第一感觉：奇怪，匪夷所思。
这次重读，对他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印象更为深刻，但我不再觉得奇怪了，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遵从内心的英雄，相反我认为他其实是一个陷入内心冲突而失去自我的现代人。
默尔索看似忠于内心，但其实他并不明白他自己的真实感受。
母亲去世时，他之所以没有哭泣并非为了有意对抗世俗，而是他自己的感情已经变得麻木，小说开头那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就表明了这点。
当然有评者认为开篇用“妈妈”而不是“母亲”的口吻表明默尔索其实很爱母亲，我也认为他对母亲不可能没有感情，他把母亲放到养老院是因为生活窘迫，加上与母亲交流很少，而这次回来参加葬礼则遇上了请假时老板不好的脸色，来回奔波的劳累等情况——他完全沉浸在这些外在事物对他的压迫中，失去了对母亲真实感情的感受力。
当相处日久的女友玛丽提出结婚时，默尔索也是无所谓的态度，玛丽伤心地问他是不是不爱她，他的回答是也许，实际上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她。
在他对待雷蒙德（以下简称雷）的态度中更鲜明地表明了这点。他和雷成为朋友并为他做一些事，也因为雷与情妇的矛盾，而卷入与阿拉伯人的矛盾中失手杀人。有评论说默尔索明知雷的名声不好却不在乎，表明他的独立，但他其实并非有意不在乎，他只是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位朋友。
最后他也是在恍惚中对阿拉伯人开的枪，看到对方匕首反射的阳光照得他心烦意乱。他是一个没有真实动机的人。
03
有人说默尔索属于一种与他人和社会都疏离，只遵从于内心的孤立型人格，我认为在没人对他作出明确要求时确实是如此。比如在母亲的葬礼上，虽有世俗观念和他人审视的目光和指指点点，但并没有很明确的要求，他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过他其实并不明白自己的真实感受，孤立型人格的人，往往不只疏远他人，也疏远自我，压抑一切感情甚至否定感情的存在。
而当有人作出明确要求时，他表现出的主要是屈从，尤其是和雷的交往，他基本都是被动取悦，虽然认为结婚无所谓，但他也说了如果玛丽想结也可以。就是在母亲葬礼上，虽然觉得母亲生前根本不关心宗教却要在死后举行宗教葬礼有些可笑，但还是照办了，只是没有假装流泪。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阐述了未被解决的冲突的种种危害，其中之一就是普遍性怠惰：“如果患者长期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扭曲的、无效的，他便处处显得无精打采”。我认为，默尔索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其实就是这种症状。
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提出了几个问题：
“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于是就自以为喜欢他了？假如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正悲伤，还是只照惯例表示一番感情？我们是真的渴望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那种职业在我们眼中显得体面和有利可图？我们是真正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独立能力，还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这种意愿？”
这四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好回答，前三个问题都发生在了默尔索身上，当老板要为他升职时他同样是无所谓的态度。
他意识到了自己内心与外界要求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无力或是没有想到去真正解决，而是采取孤立或屈从的办法去掩盖，最终导致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倦怠之中。
04
霍妮在这本书中没有提到加缪及《局外人》，但我查了下出版时间，《局外人》是1942年，《我们内心的冲突》则是1945年，我觉得霍妮肯定受到了影响，这四个问题与局外人情节的相似应该不是巧合。
霍妮是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她的思想与弗洛伊德有显著的不同，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在《我们内心的冲突》里也指出了陷入冲突中的人的种种异化表现，但对导致冲突导致异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没有作具体分析，只在基本冲突的起源说到了幼年经历和父母教育引导方式问题。
她更强调对个体的分析，在治疗方法上也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帮助个体认识和改进真实的自我，王作虹在译者序里就指出她在书里“丝毫没有提及社会改造的必要”。
加缪在《局外人》中则不仅揭示了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更揭示了人在异己世界中的孤独和世界的荒诞性，对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具体描述，而且因为用小说的形式使其表现的意义更加丰富。
阿拉伯人是来找雷蒙德算账的，结果却被默尔索开枪杀死，这本身就很荒谬，而更荒谬的是，法院最后判默尔索斩首示众，却主要因为他对母亲死亡的反应，在审判中还据此认定他是预谋杀人。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江歌事件，陈世峰是来找刘鑫算账的，结果却杀死了江歌，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是陈世峰的杀人行为，而是刘鑫的懦弱自私，甚至有人据此认定是她勾结陈世峰来杀害江歌。
如果从忠于内心来说，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可勉强算得上，后面则是出于利害关系与雷蒙德交友及恍惚杀人，被审判却主要因为他真实的那面，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荒谬。
说到葬礼，我想起从小见过多次的乡村葬礼上的“哭丧”，有些妇女哭得声嘶力竭，但她转头马上就可以大笑或者一脸冷漠，有些还是生前对老人很不好的媳妇。当然这也可能如《局外人》中默尔索的那位邻居老人与狗，平时互相嫌弃，恶语相向，当狗真的丢失后老人却伤心欲绝。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荒谬。
本书写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人们内心的困惑与迷惘更为突出，但其实这种困惑与冲突存在于每个时代每个人身上，“局外人”身上其实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正是这种种社会文化因素中的荒谬导致默尔索陷入冲突，他无力反抗或者说没有真正地反抗，于是导致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
05
但在最后的审判和死亡临近的苦难中，他开始了反抗。在这之前默尔索如局外人一般看他人“表演”，但在与他自己有关的事情上也如局外人一般地冷漠，而这次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和感受自己真实的感情和信念。
他感觉到了自己对生之自由的企盼，感受到了平常生活之美丽快乐，幻想着自己的上诉能够成功，甚至幻想能神奇地从监牢里逃跑。
他用感受力和理性清楚地看到了对他审判中的荒谬
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
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他坚决不肯接受神甫的劝导信仰他不信的上帝，并大声反抗和嘲弄宗教的虚伪。
他还想起了他的母亲，明白了母亲为何会在养老院里找了个“未婚夫”，因为临近死亡她感到了一种解脱的自由，准备把一切重新过一遍，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为她哭泣。他此时的不哭是在自己真实感受和信念基础上所作的选择，与开始那种陷入倦怠中的被动选择完全不同。
最后，默尔索接受了死亡与世界的虚无，是在进行了反抗和接受了他自己的基础上接受的，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一次对这个温柔的冷漠的世界敞开了心扉。
默尔索的反抗也可以说是霍妮所说的真正解决了内心的冲突，至少在进行真正地尝试。在这点上霍妮是乐观的，她认为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活力，在原则上就能够正视和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她强调的是个体的努力。
加缪显然没有那么乐观，他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但他也并不绝望，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这在他的哲学随笔集《西西弗的神话》表现更明显，多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不敢说理解了多少，但西西弗明知是徒劳，却仍然竭尽全力，一次次把沉重的巨石推上山顶——那种绝望中的反抗，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心和决心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06
加缪说：
“幸福与荒谬，其实是同一块大地上面的两个儿子。”
即使世界的荒谬和我们内心的冲突无法避免，我们也要去反抗，要有正视和解决它的信心与决心，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幸福。
当然，以上只是我对《局外人》的理解。
加缪曾经说过
“卡夫卡所有的秘密就在于迫使读者重新去阅读。”
这也正是加缪自己和所有伟大思想家的不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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