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的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由此可见它的史学价值。更有鲁迅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何鲁迅会如此评价此书？“史家之绝唱”无非是肯定其在史学上的价值，使后世有案可稽、有史可究。而“无韵之离骚”则大大赞美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价值。《离骚》为战国末年屈原所作，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该诗抒发了屈原的所思所悟所感，简而言之就是表达作者本人的想法与情感。而鲁迅先生称《史记》为不押韵的《离骚》，实则就是肯定了它文末笔者的主观想法以及其所带有的文学性。
首先探《史记》的史学性。毫无疑问，它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史学著作，它涵盖了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史学价值我们皆有所了解。《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130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东汉班固就沿用了《史记》的体例，当然略有变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史记》的史学性还体现在其内容涵盖广上面，不受时空限制，贯通古今，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网罗宏福。它的内容不仅仅只有人物传记，还包括礼乐制度、天文律法、社会经济等，这为后世研究又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
其次是它的文学价值。文学性与人密不可分，不仅仅是辞藻华丽，文风繁褥就可以彰显文学价值的，还得加以人物情感的抒发，将一个故事本身所要表达的道理升华，上升到一定高度。我们可以从《史记》的故事叙述手法和抒情性两个方面来探寻它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故事叙述成功在故事的完整性、连续性，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左传》、《战国策》皆有故事情节的展示，并且《战国策》中的故事情节也十分地生动了，但相比于《史记》，那两者的故事情节仍略显单薄且不连续。《史记》以纪传体的形式将一个人故事集中化，具有连续性，便于读者了解人物一生传奇故事。就比如《项羽本纪》对项羽的描写，就主要通过会稽起事、巨鹿之战、鸿门宴顿号垓下之战、乌江自刎等故事来完成，将项羽的宏伟志向、英雄本色体现地淋漓尽致。还有中学学过的《蔺相如廉颇列传》中设置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以及负荆请罪等故事，期间还穿插这赵奢、赵恬还有赵括的人物事件。情节紧凑，描写生动，将蔺相如廉颇之间的轶事娓娓道来，同时也反映了赵国兴旺的历史过程。
而在叙述过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细节了。细节虽小，却可以从中反映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处事之道。《史记》这本书中有许多的细节，言语的细节，动作的细节，外貌的细节等。通过前文的细节描述铺垫，不仅仅将一个人物表现地活灵活现，更可以通过这种细致的细节描写，以此为线索为人物的后续故事发展埋下伏笔，环环相扣，有因有果。就比如《李斯列传》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就这么几句话，就将李斯的人生观揭示了。他认为人的贤能与否与人所处的环境有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学习政数，最后成了秦朝的宰相。还有《项羽本纪》中对于樊哙的叙写：“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帏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段描写的是樊哙在鸿门之宴紧张时刻，闯了进去，保护刘邦。“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里是夸张手法，这里的夸张就是一个细节，将樊哙的愤怒凶猛表现得淋漓尽致。樊哙不顾卫士阻挡闯进鸿门宴就可以看出他对刘邦的忠心耿耿，而加以这夸张细节的处理，瞬间把樊哙的形象高大威猛化了。将樊哙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准确到位，使得后人想起他，在脑海中都会闪现他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样子，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那么抒情性又是怎么表现文学的呢？百度百科上给文学下的定义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从这个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文学与作者本人的心理世界有不可磨灭的关系。作者通过编排文字把历史人物故事完整的展现在我们眼前，还在文末以太史公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从故事中提炼出道理与哲思，传于后人。其实在《史记》以前就有作者在文末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经典。就拿《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最后一段来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的“君子”实则是作者本人，通过君子之口，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这一点来说，《史记》相比之《左传》发展了很多。司马迁没有借助他人之口，而是以太史公的口吻将所思所悟诉诸笔端。
司马迁带有文学性的主观议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揭示并批判那些残酷、暴戾、庸俗的人。就拿《陈涉世家》来说，最后有这么一段：“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段文字先是对秦国开始最初凭很小的国土，发展为拥有万骑强国。国土不断扩大，引的别国纷纷来朝拜称臣。可为什么陈涉一人首倡起义，这泱泱大国的七代宗庙就被毁坏，王后也被杀害，秦国落得被天下人讥笑的境地。太史公就说了仁义不施。一方面对秦国的暴政予以批判，同时也给予后世以警醒。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攻守之势异也”，进攻起义与治国守城是不一样的，难度也不同的。其二为赞扬、肯定那些忠诚、智勇双全、贤能的人。如《越王勾践世家》的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作者就大禹治水肯定了其功劳，也对其后代勾践的卧薪尝胆、深谋远虑以及范蠡的才智皆予以肯定。这就是《史记》的抒情性。
《史记》这种经典的著作得细细品味，各中味道与精髓都隐藏在某一个字或某一句中。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翻动的不是纸张，而是历史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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