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高祖父的日記

两年前，一位素未謀面的宗妹，帶著攝影師和導演，從香港山長水遠飛到北美，目的就是尋找她家先祖一一大尊公一一當年出洋淘金的蹤跡。我算是＂知少少扮代表＂，在攝影師的鏡頭前，把阿爺阿仁告訴我的故事胡吹了一下。其實，我們成長的年代，誰願意與＂華僑＂两字搭上關係呢？阿爺阿仁講前輩故事時，我們趕緊把耳朵塞住，擔心自己不小心洩漏出去，說不定會＂誅連九族＂。現在，當我們想知道祖上卓公、伯公他們當年＂賣豬仔＂出洋，究竟去了哪個國家？現在想聽這些故事的時候，而那些能講十九世紀淘金時代故事的人，差不多全部上天堂了。

宗妹的壯舉，震撼了我每一個細胞，我也自覚加入了這個行列，尋找卓公他鄉的故事，成為我近年一個小小的夢想和行動。

話又說回來，我們連伯公、卓公的名字都不清楚，只知其族譜對聯安排的字命，更不知道他們去了那個＂金山＂？上哪兒找呢？

去年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一1943），作者陳勇，現為爾灣加州大學終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歷史、華僑史等。近月第二次再借，被書中能用中英文寫日記的阿坤，深深吸引著，也被阿坤日記感動流淚，我想透過他日記字里行間散如盤珠的平凡小故事，像珠子一樣串起來，還原十九世紀家鄉賣豬仔出洋先僑們的生活、工作等心路歷程，并想借助卡通片時光穿梭機，穿越時光隧道，重回百多年前的舊金山唐人街看個究竟。或者在加州紅杉樹橫切面年輪走幾圈，察看十九世紀中葉華人先僑經歷的風和雨。事不宜遲，去片一一

話音剛落已經來到舊金山唐人街。淘金時代的舊金山唐人埠杜邦街，以杜邦將軍名字命名，當時華人以四邑人為主，杜邦街用四邑方言譯為＂都板街＂，即使現在杜邦街改為Grant Ave，其中文仍保留＂都板街＂的街名。以這條都板街為縱軸線，穿過四五條街道，空間範圍比較狹小，這就是先僑的大埠，白人稱為＂小中國＂的唐人埠。

街上行走的華人，大多數是十八、廿二歲的年輕小伙子，他們青一色留著＂椰升頭＂，后面梳著一條馬尾辯子，身上穿著寬袍大袖的古式唐裝上衣，大褲頭唐褲，在腰間翹個髻仔頭，外加一條褲頭帶綁扎。今天星期天，一群年輕人剛從聖安娜教堂讀經兼學英文放學出來，我小跑着追趕他們，正准備大聲叫阿坤，剛＂阿＂了一聲，街上的年輕人個個回頭看，一來皆因他們的名字都以＂阿＂字起板，如＂阿福＂＂阿壽＂，＂阿旺＂＂阿財＂，典型的四邑鄉間特色；二來唐人街極小聽到女人聲，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大街上罕有聽到女人聲，我這＂阿＂令他們覺得突然。我認出阿坤了，我尾隨著他走進了昃臣街大明星劇場，這是阿坤休息日消遣的地方之一。聽說今天有來自廣東粵劇大佬官表演，阿坤是戲迷，當然會提前捧場。

中國戲院幾乎同時陪伴着華人移民來到這個新大陸。早在1852年，一家正規的中國戲院公司便開始用中文演出。1853年，另一家戲院又成立。到1875年，舊金山已經出現了11個中國戲班子。從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舊金山美國華人社區已有四家正規戲院，所有這四家戲院阿坤都曾去過。

好吧！趁阿坤看戲的空檔，我查一下他的家宅。

阿坤是四邑開平密洞塘美村人，出生於1848年，1863年來到舊金山，當時還不到15歲。1867一1868年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回中國，他是成千上萬年輕時就背井離鄉，來到加利福尼亞冒險的移民之一。他的中文名字是譚聰坤，而當時政府官員按照西方姓名排列順序，錯將他的名＂坤＂（Quin）誤認為是他的姓。類似這樣改名字的情況在美國移民史上不勝枚舉。阿坤在舊金山上岸，生活和工作都在大埠，他算是有文化的青年，在鄉間讀過幾年＂卜卜齋＂吧，書寫文理通順。他也算是個好學生，在教堂學到的英文，結合自己原有的中文基礎，自覚堅持寫日記，把自己經歷的一切，事無巨細不間斷地記錄下來，成為美國華僑史上，留下文字記錄不可多得的第一人。前幾年，阿坤赌博欠下別人一筆債，他通過西人英文報章招工，應聘到阿拉斯加礦埸做廚工，滿約后又回到大埠。

阿坤與大多數單身華人一樣，是個戲迷，休息日放學後常常買一張戲票、一包香煙及瓜子，就可以打發很長時間，散埸後，還常常到後台與一些相熟的演員討論劇本內容及互通家鄉信息。我看見戲院門口海報上標明的票價：三等票＄25仙，有錢人肯花三倍的價錢，便可坐更舒適的位置，阿坤每次都是買三等票進場覌看粵劇的。

我正看得入神，阿坤已隨散埸人群走出戲院了。他橫穿都板街，走到天后廟橫街口，里巷賽西施嬌嗲嗲的向他拋出媚眼，阿坤早已被那股濃濃的檀香氣味弄到神昏顛倒，尾隨這娘子進去了。

阿坤是身體健康的男兒，盡管他信教，但有七情六欲也是最正常不過的。

趁阿坤不在家，我偷偷翻開他的日記看個究竟。

與許多人一樣，阿坤肩負著家庭責任感越洋來到美國，對家鄉對親人的掛念，在阿拉斯加工作两年中，他把這些心事、夢境化成只只中英字體，在筆記本中躍然紙上，細看之下還有淚水糊花字體的痕跡呢！

1877年11月30日，夢見我的父親，他說他快滿71歲了，需要一些衣服。

1877一1878年，阿坤在位于阿拉斯加半島海岸對面，一個叫＂煤港＂的釆礦場中做廚師。孤獨的生活，他經常想念或夢見他的家人。在1877年12月1日的日記中，他用不連貫的英語形象地表現了一顆破碎的心：

1877年12月1日，為我的父母感到非常傷心，［他們］正在變老，沒人照顧他們，我有一個弟弟［他］12歲，但他不能養活他們。

很明顯，阿坤為不能盡到做兒子的責任而感到內疚。實際上，他在當時是欠了債，這件事也深深地困擾着他，以至於他做了個噩夢：

1877年12月7日，我在聖芭芭拉的朋友良伯對我父親提到我欠他的債所以父親責駡我我好怕。

阿坤害怕到語無倫次，一句沒有標點的長句，勾畫出一位嚴厲父親在孝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那怕遠隔一個太平洋，其威嚴仍繼續縈繞在兒子心頭。

在他日記前面的部分，阿坤對父母和故鄉親友們的掛念，一直是重要的主題。

1877年12月8日，今天是我生日，我祈求上帝保佑我在中國的父母。

1877年12月10日，陰暗、寒冷。為中國的親戚、父母和朋友而傷心，因為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雖然金燦燦的陽光灑滿阿拉斯加冰天雪地上，這溫暖、晴朗的天氣也不能慰藉他，春節加深了他的思鄉之情，使他更加意識到作為兒子沒能履行家庭責任的苦惱。他拿起沉重的筆寫道：

1878年1月29日，晴朗、溫暖。感到對不起我在中國的父母，沒人照顧他們，而且新年到了，這會給他們帶來更多麻煩，因為他們還要辦年貨；我很悲傷，因為我離開他們這麼長時間了；當我為他們祈禱時禁不住哭了。

阿坤離開阿拉斯加后不久，便開始經常寄錢回家。與家鄉親人的交流，把思念全寄托在頻傳于太平洋的鴻雁。如：

1879年5月，寄了一封信和30美元。

1879年10月4日，寄了一封信，阿瑤交給喜蒄帶給母親20美元。

1879年12月6日，一封信給寅球和10美元由湯姆轉交母親。

又過了幾天，他交給一個華人朋友一封信和10美元。

讓他親自送給我的母親，另外還有1美元給祖母。

不知道當時匯率如何？1美元的購買力又是多少？看舊金山各種募款，人們也是1美元1美元的捐出。

阿坤依靠朋友當＂水客＂，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繫。當年海關官員在三艘抵岸的輪船里，發現將近两萬封信放在中國旅客行李中，被告之違反了郵政管理條例。華人覚得郵政服務不方便，主要原因是常常受到歧視。這樣又催生了幾家快遞公司，其廣告詞保證把華人移民的信件和錢款送到中國的鄉村。阿坤們與中國親友保持更緊密聯繫，家鄉的親人們也有這樣強烈的願望。于是，在美國華文報紙上便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尋人廣告，有兒子尋找父親的，有夫婦尋找兒子的，有婦女公開尋找失蹤丈夫的⋯⋯

阿坤漸漸長大，英文程度也日漸進步，可以跟美國白人交朋友，并一起工作，此時阿坤感到改變其華人本質的壓力，首先，他感到腦后這條辮子就是累贅。一名叫E．j．高雷的白人男子剪掉他的辮子。他寫道：

1878年6月，這樣很像白人，而不再像我們中國人。高雷和湯普森先生非常高興，還笑我。

當時《唐番公報》社論認為，很多華人移民不愿意剪掉辮子，皆因他們相信，身體和頭髪都是＂受之于父母＂，不能隨意損壞。辮子也是華人族群身份和尊嚴，一旦被白人官員剪掉的話，就是人生的奇恥大辱，將來無顏面回故鄉見江東父老。然而，隨着新的社會風氣，越來越多的人主動剪掉辮子了。

阿坤觀念轉變了，辮子也剪掉了。但作為華人文化標誌的唐裝服，他却長期保持穿着。我曾見過一間旅館外墻仍保持着1868年一張舊吿示：穿西式服裝的華人不得參見＂欽差大臣＂。各大會館更是擔當起習俗和文化認同的捍衛者角色，會館的章程明文規定：那些改穿西式服裝的人不能加入會館，也得不到會館的保護。

在19世紀70年代，舊金山的城市衛生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提案，禁止華人居民進入市立醫院。對于中醫、西醫，華人總覺得中醫會親切得多。當年有位李伯泰中醫藥專家，他位于華盛顿街的診所，每天接待150一300個華人和其他非華人的病人。

阿坤也不例外，身體不適之時，尋求中醫治療，而不是西醫。1891年3月24日，他的妻子梁素病了，他在日記中寫道：

今晚⋯⋯她心臟非常不好。所以我為她拿了一粒＂十香丸＂。效果很好，治愈了她。

哦！我忘了告訴大家，此時的阿坤已經離開了舊金山。他看不慣美國土地上的中國會館，偏偏從中國清朝政府邀請一些＂舉人＂來把持，領薪水佔席位不辦事，用所謂＂八股＂根本也辦不了事（梁啟超先生于20世紀初來舊金山游學時也撰文批評過）。與千千萬萬華人移民一樣，把舊金山作跳板，找到適合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外埠，就紛紛前往。

阿坤經朋友介紹，來到南加州聖地牙哥發展。1881年與20歲的梁素拉埋天窗，早生貴子。他稱得上好丈夫好慈父。婚后，梁素時常出現在他的日記中，妻子或孩子病了，他親自煮飯及細心照料，分擔家務，并為孩子們洗尿布，還送孩子們上學、接放學。偶爾也向梁素借錢周轉，可見他妻子也是財政獨立之人。所有這些，都是絕大多數鄉間四邑男人做不到的。雖然做了幾個孩子的父親，但他堅持寫日記的良好習慣從沒改變。下面看看阿坤在1891年8月15日這一天的生活：

早上八點左右起床，九點后吃早餐，在上午剩下的時間里，修了一道圍欄以防止旺喜（他那時的僕人）去見隔壁的女人桂蘭。又從銀行里取出30美元付給一個華人。下午4：14晚餐后、他與一個朋友下象棋直到晚上7：10。決定明天解雇陳康，因為他懶惰。中午時梁素去見了一位華人女子譚翁虹，問她誰向她說了一個謊。

這件事雖然牽涉到了許多人，包括阿坤自己。他還提到另一相關的男子，阿坤寫道：

我會狠狠地整他。

阿坤來到美國已近三十年了。他定居在聖地牙哥市，擁有一個小商鋪，投資了另外两筆生意，依舊與美國白人做各種生意。如：

7月4日國慶日，賣掉了所有煙花，共收到＄111美元。

7月14日，⋯⋯世道艱難，掙錢真不易。

阿坤依然是華人社區的大忙人，經常要參加葬禮、小孩彌月，慶賀生日或調解紛爭。當華人同胞遇到法律上的麻煩事時，他要為他們做翻譯。身為社區領袖，他見證并記錄下一些華人受到的侵擾。

阿坤與梁素一共生養了12個孩子，其兒子也沿襲了父親的頭銜，成為聖地牙哥華人社區的＂市長＂。孩子們也遵從父親的教導，繼續給中國的親戚寄錢。

阿坤一一聖地牙哥唐人街之父。他是幸運之人，離開了舊金山，免遭1906年大地震之厄運；但阿坤也是最不幸之人，1919年遭遇摩托車意外事故，長眠于聖地牙哥的霍普山公墓，享年71歲。

阿坤正與我們家鄉出洋淘金的第一代先僑年齡相仿，與我輩相隔一個多世紀，屈指一算，他是我們的高祖父，即俗稱＂卓公＂。阿坤卓公的日記安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

看完阿坤的日記，我這次穿梭之行也近尾聲了。雖然找不到祖上先僑的蹤影，但透過阿坤的日記，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四邑僑鄉一座座碉樓、一條條青磚建成的整齊村莊，是卓公們在異國他鄉用熱血和汗水澆築而成的。

阿坤選擇＂落地生根＂，但家鄉絕大多數卓公們却選擇＂落葉歸根＂。如我家卓公及村里的金山客們。

我宗妹的卓公又是另一歸宿。

二十世紀20年代，宗妹家祖上的大尊公，榮歸故里時途經香港，適逢家鄉客漢械斗，民不聊生，逐與新寧幾位同行黃姓友人商議，決定選擇在香港新界買地起屋。村名叫＂台山村＂。大尊公對家鄉的青磚屋情有獨鍾，遠道到東莞買建築材料，仿效村里房屋構圖建造。開枝散葉，子孫滿堂，廳堂墻上掛着無數個本宗族班派對聯的字命大號名牌匾。前两年已達百齡的古屋，族人決定拆除重建，宗妹不願看到祖業就這樣消失，決意將先祖這段歷史拍成小電影，告訴后輩人。

大尊公也是幸運之人，避開家鄉客漢械斗；免挿上階級成分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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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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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臣街大明星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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