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从北京西站出来，茫然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
我努力跟着路标寻找出口，然后走出地面。更加茫然无措，问了好几个戴红袖标的大妈才找到公交车站。我要去次渠找我高中同学，她在那里工作。我去投奔她。
我从不知道北京有这么大，我11点40坐上的公交车，肚子已经如雷鸣一般。我计划下车后吃午饭，下车后已经快4点了。我拖着箱子在空旷的路上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牛仔裤和衬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才找到她所在的工厂。她带我去他们食堂吃了晚饭——那时候我已经不饿了——然后跟她回宿舍挤一张床睡觉。我们俩说了一些高中毕业后的情形，我不知道说了点什么，只记得抱头痛哭。睡着前，我们约定我一找到工作，我们俩立刻去租一个房子。
我开始了投简历，面试，失败，参加招聘会的生活。我每天五点起床，步行30分钟到公交站，坐15站，到地铁站，再坐地铁。所有和中文沾边的工作我都去尝试，写文案，做广告，编辑，秘书。
有一次我按照通知上的地址找到了一个酒店，接待我的是一个穿着睡衣的老头，他端着红酒杯，上下打量我。我手足无措，告诉他可能我找错地方了。他说:“没有，就是我找你给我写自传。”我说:“但你这么接待面试者是不尊重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者能在放松的状态下写作。”我鞠躬离开:“对不起，我是一个严肃而紧张的人。”
还有一次我去应聘一个编剧，一个身材极为矮小的人接待了我，面试地点在肯德基。他告诉我他有一家影视公司，他是特形演员。我瞠目结舌的看着他递给我的剧本，然后绞尽脑汁想赞美他的话。那天的咖啡我买的，我没有接受他的offer。
回去的道路漫长，而我的肚子空空如也。街上连个卖煎饼的也没有，我机械的迈着步子绕立交桥。慢慢的，夜色起来了，路灯亮了，车流声如海浪声忽远忽近，我站在过街天桥上，眼泪刷刷的流下来。
我同学肖梅打电话给我，焦急万分:“你在哪儿？怎么还没有回来？再晚了就没车了。”我对着电话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挂了电话。
接着我哥的电话来了，我放声大哭。我哥吓坏了，在电话里问这问那，因为我不说话只是哭暴跳如雷，接着换我嫂子，又换回我哥。最后，我终于说清楚了我在什么地方。
半个小时后，我哥在北京的同学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正在加班，赶不过来接我，他的室友在附近同学聚会，会过来看看我，让我别动，等在那里。
我开始等我哥的高中同学的室友。一开始站着等，后来蹲着等，再后来坐着等。每当有男人通过，我会惊跳起来，满身戒备。等他安然过去，又觉得充满歉意。——我怀疑每个人都是色狼，变态，杀人犯。
不知道等了多久，我已经疲惫不堪，一个略显瘦削的男人慢慢地走到我面前，斜挎着一个巨大的背包，身上是让人郁闷的汗臭味和烟味，头发凌乱，黑眼镜。
他问我:“你是赵小佳吗？”
我点头。
他接着打量我:“这不是挺大的一个人嘛！怎么还用人接。”
我无话可说。
他接着说:“那你起来吧，我送你回去。”
我站起来，拿出手机，拨出电话。他的电话响了，拿出来看了看屏幕。
“是你打的？”他问。
我点头，挂断电话。
“嗯。确认是我，快走吧。你住哪儿？”他在前面走。我跟着。
“次渠。”我说。
他猛地挺住脚步，狠狠地盯着我:“靠，晚上九点半，你让我送你到次渠。大姐，这是望京！”
——如果那时候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我老公，我一定拿我的包抡死他！然而我并不知道，所以我说:“谢谢你，我给你回来的路费。”
他愤愤地继续向前走。
我紧紧跟随。夜里11点我到了肖梅宿舍，我给他钱他不要，我跟他道谢他没理我，他连车窗都没有摇下来，原车回去了。
一年后，我知道他叫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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