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比如他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创造了许多饮食精品， 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东坡肉”。他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他重气节、有志向。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21岁那年中进士，没想到刚刚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
宋朝有四代皇帝都认为苏轼有宰相之才，如果说前三位皇帝因为没有机会或者朝廷政治斗争的干扰，未能重用苏轼，到了宋哲宗，苏轼已年过五旬，是名动天下，政治经验丰富的干臣，为何不仅未能拜相，反而遭到贬谪呢？《宋史》把一切归于宿命，认为苏轼不能为相，未尝不是他的命运。
苏轼在政治上并没表现出成熟老练的特质，在性格上过于扑拙外露，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政坛确实有些不合时宜，自然难逃政敌的攻击。
在王安石变法后期，王安石罢相，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越来越多地混入变法派。严肃的政治斗争(保守派与变法派)部分地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成了其中的不幸者。
谏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他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过了七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虽未能完全消除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但又不满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也有资料记载，苏轼是因为看到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百姓生活变好了，所以又支持变法了。
旧党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于是又请外调。到宋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难过，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后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
他的一生颠沛流离，也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现代人总爱用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明自己云淡风轻、看破红尘。
但我想，豁达或许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各种磨难中不得不找到出路的一个抉择。毕竟晚年的他也曾绝望地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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