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的乐趣

终南山，就在身边；终南山的隐士，也早有听说。然而，对终南山以及山中隐士的具体了解，却是通过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空谷幽兰》。这本书的作者比尔·波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他曾将大量的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

从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并走进了终南山。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1年，只印了四千册。我手中的这本书已经是2011年第九次印刷。

《序》是作者自己写于2006年八月。我被《序》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吸引了。“我总是被孤独吸引”。

《序》中有这样几段话，让我不能再放下这本书，必须要一鼓作气地读完。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
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

书中介绍了作者去往的许多地方。有城市的寺院、道观，更多的是山中的小寺、道观、茅蓬。

他走过长空栈道，走过窄小又摇晃的木条，走过与死亡近在咫尺的崖壁，如同贯通生死之间的小径。

他见过大寺院的主持、方丈，知名道观的道长，但是见得更多的还是常年居住山中的隐士。有些年龄已是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有些四五十年未出过山。

无论是身居闹市的寺庙中，忍受游客喧嚣，应付琐碎杂务，还是栖息在僻静无人抵达的山峰上，他们都遵循着严格的戒律，因为戒律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就是坚持和相信自己的修行。

1989年的大陆，完全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当年的寻访之路，可想而知是怎样的艰难。

我随着作者的足迹一起走进长安城，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城市时，作者所走过的许多地方，也是我曾经走过，却并未驻足留意过的地方。

我随着作者一路走过慈恩寺，走到曲江池，在曲江池畔看曲水流觞，然后走过寒窑，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这些地方是多么熟悉啊！然而，慈恩寺为何起名“慈恩”，后来又为何被叫做大雁塔，却不甚了了。

寒窑如今已成为一处修葺一新、颇为气派的旅游景点。

胡亥墓也早已不是一个“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了，已经被开发成“秦二世墓公园”。静谧又干净的园区，是附近居民绝好的一处健身与休憩的场所。

就这样，我随着作者走过了许多地方。有以前走过的，有以前听说过的，还有更多从未走过、听过的地方。

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1939年，蒋介石为纪念他的母亲曾经修建过。在那个十年期间，周恩来亲自下令保护了这个寺庙未被损毁。大殿匾额上“兴教寺”三个字，是康有为题写的。

当年寺里的方丈叫常明，时年七十四岁，如今若还健在的话，已是百岁有余的老人了。

距离兴教寺南面不到十公里处，就是嘉午台。后山一个茅蓬里住的一个和尚叫光善，时年九十八岁，四十多年一直住在那里。

书中有一张他的黑白照片。他正襟危坐在一个凳子上，穿着对襟的僧袍。左手拄着一只竹杖，右手放在右膝上。下巴上白色的胡须两寸有余，两只耳朵特别大。他很清瘦，看上去不像和尚，倒像道士。

除了兴教寺，作者一路上还走访了草堂寺、香积寺、兴庆寺、严华寺、净业寺、弥陀寺、卧佛寺等等知名与未名的大小寺庙。

除了寺庙，还有道观。除了向南，还有向东。作者一路经过了灞陵、汉文帝陵墓、坑儒谷，最后到达骊山。凡是曾有隐士居住的地方，作者都尽可能地做了寻访。

仅仅一个骊山，就有众多的寺庙与道观。

老君殿，据说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祈愿来生为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地方。殿里供奉的一尊老子像，是唐玄宗让人用终南山上一块白色巨石雕成的，如今已被搬到了西安的省博物馆里。

老母殿，供奉着女娲。关于她的传说，自是家喻户晓，不必多说。

有趣的是，曾经被认为是骊山上风景最优美的一处地方——石瓮寺。作者在寺里遇到了一位尼师，正与一位女居士喝茶。

虽然她们的生活很清贫，但她们用的茶壶却是宜兴大窑里出的紫砂壶。她们的茶也是著名的武夷山茶。

我也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典故。坐禅前喝的茶，被称为“菩提达摩的眼皮”。原来，相传一千五百年前，菩提达摩为了防止坐禅时睡着，把眼皮割掉了。他的眼皮落地的地方，长出了第一批茶树。

这个典故真是有趣，至少比茶能杀灭新冠病毒要有趣的太多了。

当然，太白山也是作者必定要去的，并且在那里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作者与他的同伴被当成间谍遭被捕，拉回到西安外事局。

当作者一路寻访下来，重新回到长安城后，又去了八仙宫。甚为有趣的是，从一位外国人口中听他讲述我们耳熟能详的八仙故事时，别有一番感受。

我曾想象，我若给西方人士讲诺亚方舟的故事，讲圣经的故事，不知外国友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书中不断出现作者与众僧道的对话，都充满了禅机。当年八仙宫的杨道长已经七十二岁，出家近五十年，并且已经双目失明。

他说，佛教徒和道教徒走的是同一条路，就是作着不同的梦而已。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道教强调命，而佛教强调性，但是真正修行的人是性命双修的。

作者在西安的最后一天，去柏树林给儿子买邮票，在无意中注意到一座寺院——卧龙寺。

当年只有一个手写的小标志立在路边。作者循着这个标志，走进一条小巷。不多远，就看到了卧龙寺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

当年寺里的前院是荒芜的，里面刚刚拆除了一个工厂，寺院建筑破烂不堪。然而，经过内院，进入大殿后，竟然有一尊五世纪末雕刻的小石佛以及一幅唐代的观音像。

而我与这座寺院的缘分，是二十多年前我介入的第一个项目就在它的正对面，两者之间相隔的就是那条小巷。然而这座寺院，我却从未踏入过。

当作者准备离开卧龙寺时，见到几个和尚。和尚问他是干什么的，作者回答他在参访隐士。和尚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人说：“我们都是这里的隐士。”

作者也哈哈大笑，不由地感叹：真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啊。

也许就是作者的一路参访，才能让他得出他在《序》中的感悟：寻访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阖上书，我已然随着作者，做了一番寻访。让我在这段疫情的特殊时期，小隐于家，寻找“独处”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