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当上县令的梁山伯并非寒门子弟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作为寒门草根男与高门大小姐打破门第界限，勇敢追求恋爱自由的典范，流传了上千年。无论是各种地方志，还是在上影厂的越剧抑或徐克的电影里，都有这么两个基本设定：第一，梁祝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是东晋；第二，梁山伯学成毕业后，出任的是县令一职。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对梁祝故事的记载，出自晚唐文人张读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撰写的杂文集《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明文说到梁山伯“后为鄞令”。这里的“鄞”，是今天浙江宁波的鄞州区，在2002年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以前一直叫做鄞县。“鄞令”，就是鄞县的县令。在记载梁祝故事的其他古代文献里，对梁山伯毕业后的县令身份也都是没有异议的：宋代李茂诚为宁波百姓祭祀梁山伯的“义忠王庙”撰写的《义忠王庙记》里说“简文帝（晋简文帝司马昱）举贤，郡以神（梁山伯）应召，诏为贸阝（鄞字的古体字）令”；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说“梁怅然不乐，誓不复娶。后三年，梁为鄞令，病死，遗言葬清道山下”；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版的《新修上虞县志》说“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明末冯梦龙的《情天宝鉴》说“后三年，梁为鄞令，病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清代瞿灏的《通俗编》说“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祝英台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等等。可见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梁山伯当官当到了县令这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

《宣室志》

能当上县令的梁山伯并非寒门子弟

然而，如果梁山伯真的是生活在东晋的寒门子弟，他真的有机会能当得上县令吗？

在东晋，县令、县长等地方父母官（大县曰令，小县曰长）多由士族垄断。道理很简单，因为县官直接统治人民，各种灰色、黑色收入要比品级虽然相同，却一天到晚闷在办公室里的秘书郎、著作郎等京官要丰厚得多。当时的高级士族当中，如果有人因为不擅长经营产业而有亏空家产之虞，就会为了攫取丰厚的权钱交易收入而极力钻谋郡县职位。如《晋书·李充传》记载，出身高门江夏李氏的李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褚）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剡县令”。李充的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晋书·孙盛传》记载，出身高门太原孙氏的东晋史学家孙盛，“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他在做浏阳县令期间，“颇营资货......赃私狼藉”，然而事发后却受到包庇，“舍而不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王述传》的记载：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罪名）一千三百条”。然而宰相王导对此事竟不处理，只派人去劝王述收敛一下。述答曰：“足自当止”，意思是：“家贫”问题解决之后，我就金盆洗手，不再受贿。据说王述卸任宛陵县令之后“清洁绝伦”，“世始叹服之”。这事既说明东晋高门士族在县令的岗位上贪污受贿是何等地明目张胆；而“世始叹服之”一句又说明像王述那样“足自当止”的情况肯定极少，攒下家业积蓄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继续贪污受贿才是常见的情况。东晋道士葛洪的《抱朴子·百里篇》指出：晋朝县令选任之弊极重，“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意思是说，你要想在晋朝当县令，不是光靠寒窗苦读、得到老师或者中正官的赏识就行了的，你还得有个地位够高的好爸爸或好哥哥，或者有个背景够硬的高人为你请托，帮你走后门，你才有希望。

王述（明人绘画，并不符合晋人着装）

能当上县令的梁山伯并非寒门子弟

为了把持郡县职位，东晋高门甚至公开限制选用庶族。《晋书·王彪之传》记载，东晋会稽王、丞相司马昱打算让寒门出身的秣陵县令曲安远调任句容县令，吏部尚书王彪之（此人系王导的后代，出身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坚决反对，说：“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所谓“卜术之人”，指的是算命先生一类的人，这种人从古至今社会地位一向不高，在东晋，肯定只有寒门庶族出身的人会从事算命这样的事情，曲安远应该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即便是秣陵县这样不是很发达的“三品县”，如果朝廷任用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担任县令，也是会引起士族们的不满和议论，导致“谈者纷然”。

梁山伯出任县令的鄞县属于几品县？史书没有记载。东晋哪些县属于三品县，哪些县的品级比三品要高？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晋朝各郡县人口进行相关的推理。秣陵县（今南京市江宁区）这个“三品县”在户口普查时有四千多户人家（根据秣陵县所属的丹阳郡有11个县、51000多户人家估算）。上面提到的王述出任县令的宛陵县（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在户口普查时只有2100多户人家，应该连“三品县”都不如，而王述出身的太原王氏也琅琊王氏一样也属于顶级豪门，西晋时与石崇斗富的王恺即出身太原王氏。孙盛担任县令的浏阳县（今湖南浏阳市）人口多一些，大约有三千多户人家（按照晋朝长沙郡在户口普查时有十个县，33000多户人家估算），然而也还是不如秣陵县，肯定不会高于“三品县”的地位，而在此担任县令的孙盛与东晋文坛宗主、王羲之好友孙绰出身同一家族，也是标准的高门子弟。传说中梁山伯担任县令的鄞县，在晋朝属于会稽郡管辖。会稽郡是东晋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郡之一，在户口普查时有十个县、三万多户人家。也就是说，梁山伯治理的鄞县人口应该与孙盛治理的浏阳县差不多，而比王述治理的宛陵县要多。

当然，人口多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一定发达。鄞县在东晋时期究竟贫富如何，由于史料短缺，难以考证。然而鄞县所属的会稽郡在东晋地位之重要、富裕程度之高，却是有据可查的。如东晋初年，与诸葛亮出身同一家族的诸葛恢在出任会稽太守之前，晋元帝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说明晋元帝把当时的会稽看得跟汉代的关中一样富足。《宋书》的作者沈约也高度评价刘宋（东晋后一个朝代）时期的会稽，说：“会土（会稽的土地）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是个王公贵族云集、寸土寸金的发达地区。会稽郡与吴郡在东晋、乃至整个六朝时期一直都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最好、最富庶的两个郡，所以二者可以合称“吴会”。刘宋初年，范泰给刘宋少帝上的奏疏里有这么一句话：“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根本既摇，于何不有。”吴郡、会稽郡与汉代的关中、河南相提并论，并被称为“根本”，可见鄞县所属的会稽郡在六朝地位之重要，是宛陵县所属的宣城郡、浏阳县所属的长沙郡所不能比的。王述、孙盛在宛陵和浏阳这样的“三品县”当县令尚且可以捞个盆满钵满，更何况在一线大郡会稽郡管辖的鄞县当县令？

由此可见，出身寒门之人，在东晋要当上鄞县县令，可能性是很微小的。士族们对县令职位的争夺，竞争是很激烈的。《南史·恩幸传》对当时各县县令轮换之频繁，用了一句“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来形容。虽然也有曲安远这样以寒门出身而得以破格任用为三品县县令的特例，但曲安远是深得当朝宰相司马昱信任的心腹，假如梁山伯也能成为朝廷权贵的亲信而在权贵关照下出任县令，那马文才又有什么资本敢跟他抢祝英台呢？（如果《义忠王庙记》“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召，诏为贸阝令”的说法可信的话，梁山伯还真有可能像曲安远那样成为司马昱的心腹左右）

司马昱（英雄杀卡牌）

能当上县令的梁山伯并非寒门子弟

回到梁祝故事本身，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记载梁祝事迹的古代笔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说过梁山伯是个家境贫寒的草根子弟！《宣室志》是这么介绍梁山伯的身份和背景的：“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完全没有提及梁山伯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义忠王庙记》对梁山伯的介绍倒是要详细一些：“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在极度讲究门第资品的东晋，一个有资格跟随名师学习的人，出身家境能有多差呢？《识小录》《上虞县志》 《情天宝鉴》《通俗编》等古书对梁山伯的介绍也非常简单，《上虞县志》和《通俗编》对梁山伯的介绍只有短短五个字“山伯，字处仁”，《识小录》说“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同学于杭者三年”，《情天宝鉴》说“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也都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梁山伯家庭出身的有效信息。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史料同样也无法判断祝英台的家庭出身，不知其是否真的是出身豪门的大小姐。而从《义忠王庙记》里说祝英台自己“负笈担簦”，身边没有书童或脚夫跟随的细节来看，祝英台似乎也不太像是豪门千金。

漫画里高富帅形象的梁山伯

能当上县令的梁山伯并非寒门子弟

笔者以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梁祝故事里，梁山伯担任县令一职而为马家所鄙视的情节之所以和东晋时期县令的真实地位严重不符，有如下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梁山伯、祝英台两人与他们的故事在真实的东晋历史上并不存在，这可能是唐朝人杜撰的一个爱情典故。而在唐代，江南士族社会已然瓦解，县令一职为高门士族所争抢的状况已不存在，因而编故事的唐朝文人在对东晋社会了解不够的情况下给梁山伯安了个不切实际的县令头衔。二是，梁山伯、祝英台两人与他们的爱情故事可能真实存在过，但两人活着时未能成眷属的原因与家庭门第无关，纯粹只是因为梁山伯身体不好，还没来得及向祝家提亲就一命呜呼了。祝英台想要为还未订婚的梁山伯守节而被自己家人拒绝，祝家人为祝英台选定了马家的公子作为丈夫，祝英台遂以死殉情。祝家因梁山伯家境寒微而阻挠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一起云云，是近现代越剧作者的凭空脑补。三是，按照《识小录》的说法，“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在年代比《宣室志》更早的《金楼子》（作者为梁元帝萧绎）和《会稽异闻》里，还有关于梁祝两人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会稽异闻》今已不存，《金楼子》因南北朝战乱而散佚，在后人辑补的版本里找不到关于梁祝的只言片语。也许在《金楼子》和《会稽异闻》这两本书最初的版本里，有着关于梁山伯出身和官职的不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