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生活中的“路西法效应”这个问题，自己也没有想得比较清楚，而且也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所以一直比较纠结要不要写，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思考，所以今天就把自己不成熟的思考和想法通过写作来进行梳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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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是心理学家津巴多的一本书，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本经典著作。这本书主要是津巴多在其“斯坦福监狱实验”基础上，通过近三十年的观察，且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激发下所写，主要是解释情境性力量如何影响个人行为。通俗点说，这本书就是来说明一个好人是如何干坏事的，正如其英文书名所说“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虽然“斯坦福监狱实验”备受争议，不管是方法上、还是伦理上，甚至解释力上，但是其所展示出来的“路西法效应”却值得我们重视，需要我们郑重地看待我们的人性、看待我们的行为，需要警惕我们所处的情境性力量、社会性系统对我们的影响。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艾希曼审判中艾希曼的说辞：“一切都是听命行事！”大胆假设一下，如果二战是以纳粹胜利而告终，那么艾希曼不仅不会接受审判，而且还会受到隆重的嘉奖，因为他绝对是一个好下属、得力助手。
只是听命行事，而没有自己的思考，更没有价值判断，这才造成了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
生活中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在特定的情境下，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听命行事或者依角色行事），我们就会变成像“恶魔”一样。
下面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仅供思考“路西法效应”之可能存在，只是一种类似，并不一定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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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
在家里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经常就会出现鸡飞狗跳之类的吼孩子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跟注意力的稀缺【1】和“带宽”【2】有关系，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用“路西法效应”来进行解释。
当学校将孩子作业的辅导责任交给家长之后，那么家长除了获得了一份任务与责任，更重要是获得了一种角色与身份——那就是监督者或者是督促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家长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这样一种角色与身份。在获得了这样的角色与身份之后，那么就会营造出一种被督导者与督导者的情境，家长对于孩子做作业上就会遵循潜在的规则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
当孩子能够以一定的时间效率确保正确率完成作业那么皆大欢喜。但是事实情况则是很多时候很多孩子无法很有效的、很正确的完成相应的作业。这个时候家长就会来提醒孩子要认真、不要玩等等，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很好的做好，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原因，此时家长就有可能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始吼孩子了。
因为孩子几经提醒依然不听、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某种程度上是对家长作为督导者权威的蔑视和反抗，其结果只会导致家长以更加强硬的态度来规训孩子好好写作业、把作业写得好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温柔可亲的家长也有可能变成“虎妈”、“虎爸”。
这个时候“双减”政策的出台无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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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某些师德问题事件
对于师德问题事件的发生笔者提出过跟专业性相关【3】，而专业性看似只与个体相关，实则也与群体相关，所以化解师德问题不仅需要个体的努力，也需要从群体性因素、系统性角度入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4】。
要解决师德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师德问题事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毕竟师德问题产生的原因绝不是一种。在此，某些师德问题事件的发生似乎也可以用“路西法效应”来进行解释。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惩戒学生的不当行为以塑造学生的良好的品行【5】，所以这个时候教师的角色和身份倒有些像是规训者。学生有时候是需要被规训的人。虽然，这个说法不太好听。
实际上在教育教学中，教师不可能做到每一节活动都让学生感兴趣，每一个学生也不可能都很好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规则制度都是合理的【6】，所以必然会出现学生违规。有的违规学生在适当的引导、提醒、惩戒下就会改正，而有的则不改正，还有可能变本加厉。这个时候作为规训者的教师不仅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班级管理的力量感在被剥夺，为了找回自己的权威与力量，教师有可能也会惩戒过度。
如果这个时候缺乏周围教师共同体的提醒与帮忙，处于情境中的教师很有可能为了自己所为的尊严、面子惩戒严重过度，进而沉浸在自己作为规训者、而违规的学生仅仅只是规训的对象的角色与想象无法自拔。就像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提及的，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作为监狱长的这个角色，没能及时发现实验已然出现问题，还是在其女友后来成为妻子——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的质疑下才终止了实验。
可见，在一种对抗的情境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除对抗，那么作为强势一方的教师很有可能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与力量而做出出格的事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平时可能很好的教师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恶魔”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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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疫情中的“见死不救”
刚刚过去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间大爱，但是也会在忙乱中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为了防止院感、尽量排除所有感染风险，疫情期间就有高危患者因为没有有效核酸证明等手续而被医院拒收，导致病人死亡。
回过头来想想，这医院、医生救新冠患者也是救，救其他人也是救，为什么偏偏没有救死去的高危患者呢！我想这也是医院里个人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是特殊时期他们需要听从指挥和命令，而指挥和命令就是没有相应手续不能入院治疗。
这就是当时所处的情境，政策需要最大程度的防止病毒传播、医院工作者需要坚决执行命令、患者刚好高危而没有相应的手续，好像谁都没有错、谁都不愿意，但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这个时候的医院、医生则成为了直接的“见死不救”者，和他们在疫情中一直在做的、一直为之付出的救死扶伤背道而驰。
所以，后面赶紧出台相应的政策才避免了更多这种“见死不救”事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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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出了三个不一定完全恰当的例子来呈现生活中的“路西法效应”，专门选出家长、教师、医务工作者这三种按理说只会对自己孩子、对学生、对患者好的人却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来，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注意情境性、系统性因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
就像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津巴多参与辩护，不希望当局仅仅把责任推给“几个坏苹果”，而是希望他们重视监狱系统的系统性影响因素。这为后续的一些监狱改革算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在此并不排除个人的选择与责任，但应看到情境性、系统性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人既可能行善，也有可能作恶【7】。可能有意识的优化情境和系统，才会让好人能更好地做好人，而不是变成“恶魔”。
相关阅读：
【1】你会吼孩子吗——一种“稀缺”的解释
【2】你会吼孩子吗（续）——以“带宽”为喻
【3】王登峰.幼儿教师的师德与教师专业性关系刍议[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7(09):63-65.
【4】王登峰.超越自我：新时代化解师德问题的中国智慧[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1(02):75-79.
【5】教育中的冷知识之如何惩戒孩子
【6】王登峰.学校日常管理规则之于学生的道德价值审视[J].基础教育研究,2017(05):14-16.
【7】我们具有行善的意识吗？——读《人心：善恶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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