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范蠡对文种说：“这四面疆域之内，百姓之事，范蠡不如文种精通。而在四面疆土之外，敌国之内，决策之事，文种却不如我。”
不难看出，范蠡一方面贬低自己，抬高文种，令其安心主持越国大局；另一方面明示自己所长，让越王勾践带他同往吴国。
两位谋臣运筹帷幄，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但是，文种却落了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
而范蠡，则早已洞察“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毅然决定激流勇退，弃官从商，成为一代“商圣”。论其成功，除卓绝的头脑，当属 “会说话”的才能
应该说，范蠡是古代最“会说话”的商人，话术之高超，无人能及。
他因“会说话”，帮助越王平安度过人质危机，也帮助自己躲过杀身之祸。
“会说话”如此重要，在《糟糕的经济学》一书里，用颠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定义——这是一种说服人的“甜言蜜语”，人们通过甜言蜜语建立关系，提高合作意识。
可见“甜言蜜语”，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于两者的关系，书中形容经济是一块手表，“甜言蜜语”则是手表的发条。
本书作者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毕业于哈弗大学经济学系，被誉为当代“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
书中通过引人入胜的叙述，呼吁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从历史及伦理层面推进对人类的认识，并取代现有研究中的物质激励。书中还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些弊端，提议建立“人文经济学”这一更好的人文科学。
那么，人文经济学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什么是人文经济学？
英国《书摘》杂志如此评价这本书：“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能否聚焦人类本身，设法理解人类行为而非只进行观察？麦克洛斯基逆当代潮流而上，为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
这句话描述了作者敢为人先的务实心态。她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经济学前景，是用详细例证进行说明，旨在完善人文经济学，以人文经济学为全名的经济学科，来接纳正统经济学的模型、数学、统计和实验等等，且在其中加入大量经济行为。
那么，何谓“人文经济学”？
人文经济学是一种汇集了人类对艺术和语言的思考；也是需要经济学家利用能获得的所有证据，来思考和超越行为主义的局限。
有些经济学家，用歌德的《浮士德》来介绍经济学，这部史诗如此写道：“人类是贪婪的。他们急切地捡起路边的二十先令纸币。有很多这样的人走在大部分道路上。而且通常没有有力的道德约束，也没有黑手党或政府的暴徒阻止捡钱人进入道路。根据日常知识，没有多少二十先令的钞票可供浮士德捡到。”
用书上的话来说，这首诗歌里的抱怨，既幼稚又与经济学原理相悖，但依然有“技术分析师”对此喋喋不休地讨论。
可以说，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获取的知识，和抛补利息套利的价值是一样的。
作者因此告诉我们，早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人们就已预言了人文经济学的诞生。就如阿尔伯特·赫希曼、阿乔·克拉默，以及亚当·斯密本人。他们都展示了超越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并建立了非“船货崇拜”的真正科学。
如何理解“船货崇拜”？ 这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给那些冠有科学名义，但实际是虚构项目所贴的标签。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许多被认为是高级证据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量化的结果；但实质上，并不能提示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真相。
可以看出，人文经济学教我们在面对自由主义的创造力时，必须保持谦虚。我们生活在经济中，人们对人文经济学的描述很多，但仍在伦理上受到诸多限制。
这种限制也提醒我们，研究经济生活的人文学科，必须认真以待。
二、甜言蜜语与人文经济学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对待人文经济学？
作者在书中批判了现在践行的经济学，忽略了语言的作用，这令人担忧。换言之，经济学忽略了人文学科，其中包括了哲学、文学、神学、史学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等等。
就连两个半世纪之前的亚当·斯密，都强调了“甜言蜜语”的意义，是提供论点来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情，并以此明确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因为，语言就像每个人一生都在对别人练习演讲一样，影响深远。
但是，很多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却逐渐搁置了对语言、说服和人类意义的研究，将人类自由置之度外，只是为了得到可预测的经济机制。
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温和的转变，允许在研究中偶尔对人类意义进行探索。如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论述，以及丹尼斯·罗伯逊对经济化爱情的论述。
时间跳到20世纪60年代，乔治·斯蒂格勒、雅各布·马尔沙克等人，开始了信息传递的研究，以此明确——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这成了经济学的主要进步之一。
然而，书中也告诉我们：那时的人们，只是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常规公式，来理解可处理语言仅对信息或命令的传递。
比如，“我出价4美元买这个物件”、“交易失败”。作者把这种语言，比做普罗克汝斯特之床——指希腊神话中妖怪普罗克汝斯特斯用来杀死过往旅人的床，强迫身高者睡短床，利用利斧把旅客伸出来的腿脚截短；身矮者睡长床，强行拉齐身躯与床齐平。
这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经济学语言的最新研究，都被迫躺在这张床上的原因。这些经济学语言，如同“自动售货机语言”一样，刻板机械。
亚当·斯密还指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很大一部分语言，不仅包含通知或命令；还要包括用不怎么甜的甜言蜜语来说服人。
据美国职业数据统计，在现代经济中，大约有1/4的劳动收入，是通过诚实的甜言蜜语所获得。
因此，管理者必须锻炼这种能力，管理工人群体；教师必须锻炼这种能力，引导学生读书；律师必须锻炼这种能力，建立更好的法治社会……
虽然目前最大效用的经济学，还不能对语言行为作出解释；但 “甜言蜜语”对于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有着非凡的意义。
三、放下偏见，遵循人文经济学的指引
书中说，在人文经济学中，除了“甜言蜜语”的作用，还要通过“自然而然地”阅读来倾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语言，其中包括逝者的思想。
我们由此辨别经济史的前期，以及近景中经济学的未来。通过这种务实的科学行为，从此摆脱“船货崇拜”的思维。
那么，从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拥有了什么？
或许，有人会用计量经济学的测试来回答。在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济学，常常把计量经济学当作了唯一的测试工具，只可惜这并非正确的工具。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计量经济学判定的重要经济事实，寥寥无几。
亚历山大·蒲柏早已在《论批评》中明示：“我们的眼界所见有限，前瞻既不远，后顾又不见；但再往前，会惊奇地发现，远处胜景层出，那里新科学无限！”
这里的科学，并非是对自然哲学的模仿；而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范畴定性对于人文学科系统性研究的重要性。如文学批评、数论和神学，这些都是研究范畴的问题。
再比如说，“好还是坏、抒情诗还是史诗、红巨星还是白矮星、人类清空是智人、一神论还是多神论、质数还是非质数、意识还是非意识、存在还是虚无”等等，这都需要我们通过明确的定义来分门别类。
书中对于分类的重要性，如此说道：“在经济理论化的层面上，所有经济科学家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研究实际市场的历史之前，进行的就是“分类”及“推导”的工作。”
有了分类标准，才可以建立模型，讲述经济史，塑造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科学研究，以及重新审视物理学所关注的“我们要对世界说些什么”这个问题。
就像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惊呼：“哦！神圣怒火呼唤秩序，苍白的拉蒙，等我主狂暴地规范海洋之语。”
这句人为组织的语言，似乎给世界的喧嚣和繁芜带来了秩序。
然而，作者却说这个秩序是科学中最“费力”的一部分，它依赖于我们脑海中的范畴——修辞和诠释学，即听和说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思考“资本积累”这一范畴，能够将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三者集成式定义；这对科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极有可能改变我们对未来需要衡量的事。
当然，这些人文理论并不能完成全部的科学性描述，除非能与实验、观察、自省或其他严谨的测试密切结合。
因此，不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学，都应遵循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引，撇开幼稚的偏见；让经济学家不再为“经济学是否能称为科学”的问题所困扰，人文主义才能在经济学中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四、结语
当人文经济学能够主导正统经济学时，我们才会放下对科学的傲慢，科学事业才会创造出具有人类意义的成果，进而催生整个现代社会的积极发展。
如今，马斯克的“太空旅行”计划，已成功实施，让普通人的太空梦成为现实。
《糟糕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这是“科学价值的凸显”，是人文主义思想催生的结果——人们享受到了“尊重和自由”，变得极具创造力，这也是人文经济学带给人类的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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