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
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言中所言，各代文学各领风骚，宋词能于众多文学体裁中自成一脉，自然造诣非凡。
宋词在艺术性、传唱度、生活化等方面皆可谓登峰造极，以一个“牛”字总结并不为过。
那么，宋词为什么这么牛？
一、时势迫然
当我们向自身文化找寻一个顶峰之时，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和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
自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之始，他便极为重视文学的发展，从他对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后的态度，便可知一二。
结束五代十国分裂的北宋王朝，在全国统一的局势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与发展，经济日渐繁华，一时间“八方争湊，万国咸通”，为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之基。
至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时，因皇帝酷爱诗画、书法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的文学创作氛围更是达到一种空前盛大的状态。
继北宋之后的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贪图享乐，接续了北宋文化煊赫的辉煌，创造了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局面，亦开创了“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有宋朝这样的时代，就有宋朝这样的词，这便是时势迫然。
二、承唐诗，启元曲
盛唐诗才辈出，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初唐四杰”乍现新风，李杜文章光焰万丈，柳孟韩白各有所长。
经典的内容、句子都被前人写尽了，宋人只好另辟蹊径。经过数轮摸索，宋人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在唐诗重平仄、重严谨的基调上，有了冯延巳、李煜、温庭筠等前人的词风铺垫，发展成了更能承载抒情特性的长短句。
同理，元曲的繁荣，亦是在宋词已达巅峰，元代人难以再取得向上的突破，并以唐宋话本、词曲、讲唱文学为基础，创造出了更为成熟的文学剧本。
宋词在唐诗、元曲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试问，连接两座高山的山，会平平无奇吗？
唐诗、宋词、元曲并无鸿沟之分，宋词大放异彩，只是文学内部规律使然。
三、牛人“寒武纪”
何为牛人“寒武纪”？
大约5亿年前，地球生命史上最快速的演化发生了，大量植物、动物纷纷涌现，是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宋词之所以短时间内抵达顶端，离不开那些高频涌现的大宋才子，词在宋代迎来了牛人“寒武纪”。
公元984年出生的柳永，率先对词进行全面改革，在“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背后，是宋词迈向市井的一大步。
比柳永晚出生七年的“宰相词人”晏殊，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
时隔不过二三十年，王安石、欧阳修两位宗师轮番登场，一人开展诗文革新运动，一人推崇“言之有物，平易自然”的写作之风，皆为宋词扫除浮华余风作出重大贡献。
再过十余年后，被欧阳修慧眼挖掘的“东坡居士”，作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横空出世。苏轼以一己之力开拓词境，使词既可抒怀言志，又可怀古咏史，还能描绘山水、咏物、诉哲理等。
此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再度丰富了词的范围；周邦彦开格律词派先河，李清照成一代婉约大家；岳飞、辛弃疾笔下往往慷慨悲壮，姜白石让词渐有清刚醇雅之韵；出生于南宋末年的“樱桃进士”蒋捷，以造语奇巧、悲凉清俊的叙事之风，为宋词唱响挽歌。
正是有了大才辈出的牛人“寒武纪”，才有了众多牛气冲天的宋词。宋词之盛，可谓“牛人”之功。
四、说话的艺术巅峰
词是传唱的艺术，也就是说话的艺术，无论遣词选字还是音律格调，都极尽考究。
正因此故，“青山”“碧蜂”“翠峦”“黛岫”才被选用，“夕曛”“晚照”“斜阳”“余晖”才会视不同的音律氛围而用。
此外，“红杏枝头春意闹”、“绿杨楼外出秋千”、“不知江柳已摇村”等经过“炼字”后的佳句，让宋词亦能“传神”。
于文学成就而言，在极为精微的差异中，宋词渐有了无可挑剔的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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