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前夜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在4个时间节点前是最忙的，也即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前，要集中力量打击刑事犯罪，宣判和镇压一批最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以震慑邪恶势力。因此，这几个时间段，市级的看守所总有几个执行枪决的犯人，因此看守所会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当地看守所要与法院沟通，确定有可能执行死刑的人员以及可能执行的时间，是否要做体检等，然后根据这些人的情况，确定是否要换号房，确保行刑前号房全体人员安全，在一个号房如有2人要执行死刑的，必须要调号号房，临刑前（下死刑最后执行判决时）要急搜号房并要安排号房全体人员开始24小时值班，并规定值班时间及要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责任，如果在你值班时出了问题，你会被加刑处理。

      定期搜号房是常态，搜查较松；不定期的搜号房，那一定是下了死刑判决紧急搜查号房，搜查严格，搜查后安排24小时值班。

      下死刑判决，通常是管教干部先把号门打开，那号门是钢板做的，非常重，要在地上的轨道上滑开，声音非常响，管教干部后面跟的是2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看到这阵势就知道是法院来宣布判决书的，一定是死刑或死刑缓期执行。

      管教干部开门后，喊一声名字，大家便知道要下判决了，喊道名字的人离开后，管教干部要求所有人员蹲在床前一排（有时天气好，也把全体号房人关入放风池），随后劳动号子（留改人员）进入号房搜查。

      所有的被子、衣物一件一件检查，任何硬物体、尖物体、铁制品挂钩等全部搜走，这时大家都知道了，死刑犯人就下在这个号子，也有宣判后回到另一个号房的，这意味这个号房艰难的日子开始了。

      一审宣判还要上诉，然后二审，如果二审宣判死刑，还要国家最高院完成死刑复核程序，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当然严打时从重从快，时间也不长。

      宣判时间不长，不一会儿，就听到筒道中传来脚链声，宣判后就带上了刑具，脚链的框框声越来越近。

      死刑回到号房后，第一件就是撕床单，把脚镣与肉接触的地方用床单缠裹，防止脚被磨破，一审判决只带脚镣，二审判决后还要加带手镣（寸镣）。

      号房的值班拉开序幕，由于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心情是比较复杂的，通常会出现歇斯底里的脾气暴躁，让人不能理解。

      到了临刑前一天，先是会见家属，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感谢自己受到的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警员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较长，人都是有些感情的。短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

      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很少见到有把最后的晚餐饭菜吃光的，只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据说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号房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警员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晚成。

      我们号房的老大，1994年2月春节前执行死刑，临刑头一天会见了家人，回来后，他把一本他在号房学习的新华字典送给我，晚餐，我们用大账给他买了几个菜，他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也没有感谢看守所的领导和警员，他让我帮他写了遗嘱，我平时帮他写的上诉材料或揭发材料，他也从来不过目，遗嘱的大意很简单，就是他的存款除了给母亲外，一半给自己同居一直没有领结婚证的老婆。

      写完后，我们喊了报告，把遗书从打饭的小窗口交给了管教干部，说希望能把这封信交到家里人手中，干部承诺“一定会交到家人手中”。

      多要了几个菜，他也没吃几口，坐在床上，靠着墙，眼睛半闭半睁，原有一只眼在抓捕是被武警用枪托打的，后来一个眼皮就一直搭拉着，那天晚上，号房里安排的是2个人值班，每一小时换一组。

      大家都害怕，最后一夜别出事，因为在前一个月，他半夜用手铐打人，因那个人说他一个亲戚是省治安委员会的领导，由此他因打人而被送到另一单独号房里钉大板，惩罚5天后才回到自己的号房。

      据说，死刑执行后，还向家里人收子弹费用，并把犯人留下的东西交给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