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这绝对是一个困扰着所有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问题。你问一百个人，估计会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怎么“爱”，什么算“智慧”可就见仁见智了。对于“哲学是什么”更实质的回答，通常都是说，哲学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运行的总规律”“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等等。
哲学其实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
所谓的“边缘问题”，指的是那些会对我们产生困扰，但是，常规手段又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著名的“门卫三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这些问题肯定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浮现过，但是，极难给出清晰的答案。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知识？道德从何而来？美的本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处于半实半虚的境地，挥之不去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想要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但是我们常规的手段，比如经验观察、数学计算、历史研究，在这些问题面前又显得非常无力。这个时候，哲学就要出场了。
哲学可以做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当然也给不出像2+3=5这样确定无疑的答案，但是，哲学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探讨”，从而给我们焦虑的内心一个安顿。强调“合理的探讨”，就是说哲学工作的特点是讲道理，从而与同样探索“边缘问题”的宗教区分开来，因为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信仰”而不是“道理”。比如，对于“人生的意义”这个难题，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宗教思想家可能会说“相信神”人生就有了意义；而哲学家会给出一些更贴近生活的回答，比如，有的哲学家会说充分发挥你的能力，有的会说是享受极致的快乐，也有的会说当你真正欣赏面前的一朵小花，人生就有了意义……
虽然没有哪个哲学家能有一统天下的力量，但是他们会给你讲道理，告诉你我这个答案为什么是合理的，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你“信就对了”。如果你接受了某个哲学家的观点，你的内心也许可以得到安顿，当然你也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答案，于是走上自己的哲学道路，那将是一条鲜活的、永远游走在各种边缘的道路。借用了“酷”这个词来形容哲学的魅力。“酷”这个词的本意是酒味醇厚、香气浓郁，衍生出来的意思有严酷、惨烈、达到极致、绝妙甚至帅气，把这几个意思加在一起，正好可以描绘哲学带给人的那种丰富的感受。
说完了“哲学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看西方、中国、印度这三个哲学传统对终极实在、认识和审美这样三个共同的“边缘问题”作出了哪些不同的思考。
我们首先来看终极实在的问题。“终极实在”指的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在各种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东西。不同的哲学传统都要寻找这个终极实在，因为在面对人生和世界时，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幻感。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名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中国有孔子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印度有佛陀因为看到生老病死各种痛苦而放弃王子的身份。这些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摇摆，就构成了典型的边缘问题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从对终极实在的思考里，我们也特别能看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别。这三种精神气质，概括为正面硬刚、顺势而为和反求诸己。
在面对虚幻感的时候，西方哲学的应对方式是“正面硬刚”。在西方哲人看来，虚幻感之所以产生就在于这个世界是流动变化的，那好，我就去找到一些不流动、不变化的东西来对抗虚幻。所以，西方哲学在存在论上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努力找到绝对不变的真实存在。这一点在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也奠定了西方存在论的基本取向。
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数学研究，你肯定听说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咱们说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认为这个流动变化的世界上，真正的基础是“数字”，因为他发现其他东西都变化莫测，只有数字关系是最确定的。两个苹果和三个橘子可能会被吃掉或者朽坏，但是2+3永远等于5。此外，毕达哥拉斯还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蕴含着数字和比例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非常和谐，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发现把一根琴弦截短1/3，音高就会提高五度，如果截短一半就会提高八度；天体的运行时间、速度也符合一些基本的数学比例。两千多年前，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可能会引来人们的嘲笑。但是，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数字时代，二进制数字几乎支配了我们的全部生活。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毕达哥拉斯当年的理论，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令人惊叹呢？
另一位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了比毕达哥拉斯更极端的理论。为了解决终极实在的问题，他提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球形的终极存在，完全静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的运动变化都是假象而已。为了证明这一点，巴门尼德给出了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抽象的论证，而他的学生芝诺提出了很多悖论，用更形象的方式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学说，向人们表明我们日常看到的运动变化都虚假的。
你可能听说过“飞矢不动”的著名悖论。我们看到，一支射出的箭显然是在运动的。但是，芝诺却要论证它不可能运动。他是这样来解释的：这支箭表面上的飞行过程，可以被划分为无数个瞬间，在每一个瞬间，这支箭都只能占据和它本身一样长的空间。如果一个事物只占据和它自己一样长的空间，它显然就是静止的。无数个静止相加不能组成运动，就像无数个0相加不可能等于1一样。芝诺用这样的悖论支持巴门尼德的观点，存在是静止的，运动只是我们看到的假象而已。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论证，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论证的看重往往超过了对常识的尊重。
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对终极实在的追求，提出了“理念论”来解释这个流变的世界。简单来说，理念就是各种事物的本质，它们不存在于这个流变的世界上，而是存在于另一个理智世界之中。简单起见，你可以把这个理念世界理解成“概念的世界”，但是，需要把我们对概念和真实的理解反过来。我们今天会认为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概念是对这些真实事物的抽象；而柏拉图的看法是那个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周围的世界只是对那个真实世界不完美的模仿。比如，正义的理念是一切正义事物的本质，这个正义的理念绝对不变，不会一时正义一时不正义；不会一部分正义一部分不正义；不会相对于一些东西正义，相对于另一些东西不正义。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正义的制度、正义的法律、正义的人，都是因为分享或者体现了正义的理念才成为正义的。
虽然在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还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但是对“不变的终极存在”的追求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主流，不管它是“实体”“形式”“太一”，还是“上帝”“自我”“绝对精神”，都是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哲学精神的继承。
看完了西方哲学对终极存在的探索，我们转向中国。西方哲学一定要找到变化中的不变，而中国哲学认可变化不可避免，变化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实在，所以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尝试去寻找一个绝对确定的始点。在中国哲人看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虚幻感，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各种变化里面精微的结构。如果我们可以洞悉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顺势而为就可以消除虚幻感。
《周易》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气质。汉代儒家的解读，区分了“易”这个字的三重含义，一个是“变易”，一个是“不易”，一个是“简易”。变易很容易理解，六十四卦就是阴阳相和之后的六十四种变化，每一卦里面还从初爻到六爻的变化。《周易》赞赏变化，而不推崇静止。凡是有变化的地方就有“吉”“亨”这样的好词；而没有变化了，就变成了“凶”“悔”这样的坏词。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就是这个道理。“易”这个字还有和“变易”相反的不易或者不变的含义，这是说《周易》不是在单纯地描述变化，而是寻求变化中不变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预知未来的吉凶。“易”这个字的第三个含义简易，是说这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这两种最简单的要素组成的，它们形成了带有互补性、生成性的结构，类似于二进制数只有0和1这两个数字，却构造出纷繁复杂的数字世界。综合这三重含义，《周易》就是要用最简易的方式进入变易，从而领会变易背后不变的样式。
老子的思想也有和《易经》相似的特点，强调天命的变化无常。老子那里的终极实在是“道”，但是，这个“道”和巴门尼德的“存在”或柏拉图的“理念”完全不同。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就是讲不清说不明，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东西，反而要在恍惚之间才能把握。老子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而且，老子强调“大象无形”，甚至连八卦那样的图像都不用了。他还把道比作水，道是虚、是柔、是损、是自然，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而无不为”就体现了道家的至高境界。
看完了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拥抱变化，我们再转向印度。在印度传统思想中，宗教与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无法分开。印度哲人采取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方式来应对虚幻感。传统印度的婆罗门教，还有后来兴起的佛教，都有类似的想法。
在婆罗门教里，终极的实在被称为“梵”（Brahman，婆罗门就是“梵”这个词的音译）。梵本身无名无相，是一个整全，而人因为自己的认识有限，不能直接认识这个整全，只能用思想、概念、名称来指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思想、概念、名称这些就统称为“名相”。不管是物理学家描绘的世界、历史学家描绘的世界，还是日常经验中的世界，说到底都是人们用各种“名相”来把握的世界，从而更加间接地去认识至纯、唯一的“梵”。即便是婆罗门教里面的信奉的各种神，也不过是各种崇高的名相，依然不是对梵的真正把握。与梵这个外在世界的整全相对应的内在整全，是“阿特曼”（Atman），或者叫“大我”。这个大我是脱离了感觉、欲望、观念这些具体内心活动的绝对主体，是不会死的。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的境界，就是“梵我一如”，也就是突破了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界线，放弃了各种名相，让自我、大我和梵达到合一的状态。
至于从婆罗门教里面分化出去的佛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佛教讲“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一切行无常”说的是我们身心的活动给这个世界加上了名相，所有就会制造出业力，从而导致“业报轮回”，这些身心的活动都没有真实的本性，所以是“无常”。“一切法无我”说的是各种现象、规则和根据，里面其实都没有“我”这样一个实在。行无常、法无我的根本原因，是世间万物都因“缘”而起，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实在，一切皆空。我们之所以受苦、之所以觉得虚幻，就是因为把本来没有实在性的东西当作了有实在性的，并且对它们过于执着。佛教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就是彻底消除一切对行为目标和规则的执着，获得最终的解脱。
了解了西方、中国、印度在存在论上的差别之后，理解它们在认识论和美学上的差别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两个方面都跟它们的存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是一种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渴望认识世界的动物，这个特点也给人制造了重要的边缘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获得认识？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此不同的哲学传统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西方的存在论强调不变的本原，那么，认识论自然也就是要努力去认识那个不变的本原。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都相信有普遍必然的真理，人作为认识主体要去努力把握客观对象之中的真理，也就是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主客观一致就是正确，主客观不一致就是错误。对西方的认识论而言，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西方哲人生怕不能认识那个绝对的、确定的实在。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也和突出阴阳变化的存在论密切相关，会淡化或者模糊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共同参与一个生成和认识的过程，可以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认识论里，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不但不被当作威胁，反而是极高的智慧。庄子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就极好地体现了中国认识论的这个特点。庄子看到鱼在水里游动，就说鱼很高兴。惠施跟庄子抬杠，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高不高兴？这听起来已经很高明了，没想到庄子回击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在庄子看来，我和你在这样的交流中难分主客，我可以理解你，你也可以理解我，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和鱼之间没有这样一种超越简单主客二分的关系呢？
如果说中国哲学淡化主客二分，强调主客之间的转化，到了印度哲学这边，就是要彻底否定主客二分了，不管是婆罗门教的“梵我一如”，还是佛教的“涅槃寂静”，都是对主客二分的否定。在印度哲学传统里，终极的存在不是通过感性或者理性“认识”到的，而是我们通过瑜伽修行用一种直观的方式体验到的，是主体与整全的完全同一。
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虽然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繁荣，但同时也会经常显得过于强势，想要去消除其他与自己不同的，被判定为“错误”的文化，从而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中国和印度的认识论则更有利于保持多样性，滋养人类的生存。
在了解了存在论与认识论之后，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学上的问题。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们再多追问两句：美的含义是什么？美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恐怕就变成难以回答的“边缘问题”了，甚至比终极实在和终极真理的问题更让人难以捕捉，因为相比存在和真理，美需要更多的主观感受。用超强的感受力这样描述美感来临时的体验，有一个老师说过：“我们完全被这个美感征服，但是又没有被控制的感觉。我们没有被绑架，我们感到更加自由，无比新鲜的自由，被层层海浪托举向上的自由，美好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只能够惊叹，只能够点头，只能够流泪，只能够发怔、发傻、出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这样接近散文和诗歌的描绘，非常动人。
西方哲学里有丰富的对美的讨论，但是，美学始终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讨论美的来源时，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坚持客观主义美学，也就是认为“美”来自对象的某些客观性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毕达哥拉斯就认为美是和谐的比例；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美是对象以恰当的比例形成一个整体；而柏拉图认为美的事物分享了美的理念，而美的理念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用理智之眼看到美的理念，而且因为它实在太美，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迷狂状态；黑格尔对美的定义很接近柏拉图，他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在印度哲学中，对终极实在的追求从来不是冷眼旁观式的对象化思维，而总是要和切身的经验、修行、直观联系起来。这种强调体验的哲学，本身就和美感产生的体验非常相似，所以，印度哲学里有更丰富的美学意味和美感体验。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很强调把哲理的美感，通过佛塔、佛像、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和吟诵综合地呈现出来；再比如，佛陀因为看到生老病死，人生毫无意义，所以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出家修行，直到发现真理，达到另外一个境界，再回到世间教化众人。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了动人的力量和美感。
中国的美学思想更是极大丰富，中国美学的基本取向是在纯粹的客观认识与纯粹的主观体验之间，在变动中寻求一种“中庸之道”，在天地人的交互作用中直接感受到美。《周易》里面那些卦辞，如果细细品味都有强烈的美感。不过，对于不熟悉《周易》的人来讲，不太好解释。所以，中国文字和书法之美的部分就可以感受，带你大致了解一下中国的审美境界。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从字形、字体就可以直接表现和领会出字义。汉字有很多阴阳成对、讲求平衡的结构，横对竖、撇对捺、点对提，等等，字的结构也是成对出现的，左右、上下、内外。而中国的书法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在书法中，笔是阳，纸是阴，毛笔沾满墨汁后趁势而行，“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写字时既有一定之规，意识又可以摆脱拘束，尽情挥洒，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有奇特的效果。
当年，王羲之趁着酒兴写《兰亭集序》，虽然纸面上有改动、有添加，在形式上看起来并不完美，但是之后又写了好多遍，却完全没有了当时即兴之作的神韵。书法艺术里面这种在实与虚之间、在动与静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平衡，就是中国美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梳理一下：
第一，哲学最好理解的定义为“对边缘问题的合理探讨”，这个定义很好地突出了哲学的困难与魅力。
第二，西方哲学在终极实在的问题上，努力确定绝对不变的实体来克服面对流变时的虚幻感；西方的认识论也因此强调主观与客观的二分，寻找普遍客观的真理；而西方的美学则倾向于关注事物中客观的比例与和谐。
第三，印度哲学传统里认为无名无相的“梵”是终极的实在，在认识论和美学上，印度哲学放弃主客二分，通过体验、修行和直观达到真知和真美。
第四，中国哲学认为变化本身就是终极的实在，并且用极简的阴阳去把握全部变易和不易；在认识论上，中国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的转换与统一；而在审美上，中国美学关注阴阳相和、顺势而行。
虽然如今西方哲学看起来最强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不必在压倒性的西方哲学面前自惭形秽。不管是中国的、印度的，还是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都能给“哲学”这种对于边缘问题的无尽思考提供不同的视角，作出独特的贡献。
西方的强盛不是哲学或者文化的强盛，它是科学的强盛，科学可以学，但文化是镶嵌在骨髓里血液，是传承，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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