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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此类分析通常暗示着，因为争吵意味着不稳定，所以共识能够增强稳定。如果人们都同意民主价值，那么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就多少得到了保证。然而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正如过度的分裂能够导致不稳定，过度的共识也能够导致不稳定。同欧洲相比，美国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相对较少，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政治不稳定形式，这种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政治共识的内容。
美国的分裂，不是欧洲那种理念与理念的碰撞，而是理念与现实的碰撞。冲突爆发在两个拥有相同政治原则与信仰的团体之间：一派认为，自身的利益在于立即改变现行制度，使其符合政治原则的要求；另一派虽然接受政治原则的有效性，但认为现存制度仍然与政治原则保持着一致，因此可予以保留。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起源于 15、 16世纪，成型于后来的绝对主义时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布丹是国家概念的提倡者，是欧洲大陆绝对王权的缔造者。“国家”暗示主权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集权化的政府权威。这一概念从来没能在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那里扎根，他们带来的传统更为古老，它源自中世纪立宪主义，托马斯·史密斯爵士（ Sir Thomas Smith）、理查德·胡克（ Richard Hooker）以及爱德华·科克爵士（ Sir Edward Coke）等人的著作。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等功利主义者强调中央集权、理性和效用，反对权力分散、道德和自然权利，可是他们对于美国思想产生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边沁也的确谴责过《独立宣言》，称其是“一堆混乱荒谬思想的大杂烩，其中的理论本应得到证明，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从不同的前提得出两个相似的结论，这未必是纯粹逻辑的结果。托马斯·霍布斯对人性本质的假设与宪法缔造者们的十分相似，在政治权威的角色方面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概念。
美国思想中的“平等”很少被理解成财富和收入方面的经济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像普及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重要社会创新，就以机会平等之名获得了合法性。只要是天赋、努力和成就的结果，经济不平等也是合法的。如果被用于社会公益目的，那么巨额财富也是合法的。美国独有的慈善事业传统，实际上就是非自由集中的财富向自由社会的价值规范支付的贡金。
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政府一直都比欧洲国家的政府更虚弱。这最初是因为美国不存在需要推翻的封建主义，没有必要集中权力、建立强大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正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达到了民主阶段而没有经历民主革命，并且……生来平等而不是变得平等”。
等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时，强大国家的诸多工具已经被创造出来。然而，这些发展之所以能实现，只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相对不太关心如何在国内政治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而是更在意保护这些制度免遭外来威胁。
对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挑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不是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本土的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并没有被根深蒂固的分歧所威胁，而是被深有同感的共识所威胁。不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不成其为美国人；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必定要反对他们自己。美国人越是热情地投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中，就越是敌视、嘲讽自己的政治制度。在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作用之下，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信仰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
加拿大人一直比美国人更保守，更讲求集体主义，更支持国家、尊重权威，不像美国人那么热爱平等和个人主义。“加拿大人的政治意识不会固执地认为国家和国家机器是自由的天然敌人，但这种想法在美国人那里十分突出”。
制度间的鸿沟。 20世纪 50年代早期西德民主制度的出现遭到来自仍然存在的对权威政治价值的强烈支持的挑战。在 70年代末，西德的民主政治制度因为过于偏离国内主流的民主政治价值而遭到批判。
法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也许就是其两面性。一方面，法国存在传统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还有尖锐的阶级分歧。另一方面则有法国大革命留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精神遗产。两面性的结果是持续存在的社会分裂，以及时而发生的政治价值极化。李普塞特发现：“法国价值中的集体至上、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促进了阶级政治出现，与此同时，对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成就的强调，又使弱势阶级对自身地位强烈不满。”
苏联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在于人民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转而对其抱以冷漠、消极和嘲讽的态度。美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则在于人民强烈地信仰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试图改革制度和实践，选择新的领导。美国的持异见者经常——并且是成功地——诉诸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苏联的持异见者则通常会呼吁反对苏联马列主义价值，要求用宗教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规范对其加以修改和补充。
而在日本和西欧社会，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必须同强调社会身份差别、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传统规范展开竞争。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大型的工业化、官僚化社会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身份差别、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存在。
美国人不得不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主义理想和政治现实间之鸿沟，以此实现权力的合法化，让人民接受统治。
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容忍是犬儒式回应的本质，也是美式幽默的主要源头。喜剧源自不协调，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协调的来源也各不相同。有人指出，“差不多所有伟大的英国喜剧都来自阶级差别”。“
通过假装不知道生活中存在着权力、不平等、等级秩序和束缚的事实，美国人减轻了认知失调。
消灭鸿沟的激情被无力改变的沮丧取代，道德愤怒被道德无助取代。所有的政客都是恶棍，所有的机构都腐败。正如美式幽默中的角色所表现的那样，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必须被接受，甚至是被欣赏。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对于自由民主价值更为强烈的信仰和忠诚。总之，有理由相信，地位较高者更可能采取自欺欺人或者道德主义的态度，而地位较低者则倾向于犬儒主义或冷漠自满。
这种群体倾向的模式成为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最虔诚地信仰政治系统价值观的人不太容易发现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差距的人则不太可能有足够的道德热情去做些什么。中上阶层的自欺欺人与工薪阶层、底层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使现状永久化。
在美国同时存在着反对权力的道德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导致了所谓“权力悖论”：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有效的权力，被观察到的权力则是被贬损的权力。美国人有时候以挥霍财富为荣，但从未有人以玩弄权力为荣。合众国权力的设计师必须设计出一种可以感觉到却看不到的权力。权力只有藏在暗处时才是强大的，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会烟消云散。
而在美国，对权力的关注会导致怀疑、敌意和愤怒。由于普遍的反权力主义道德，对权力的关注将会导致权力变少，而被隐藏的权力则更加有效。因为相比其他文化，权力概念在美国文化中的合法性更弱，所以就更需要想办法加以掩饰。因此否认拥有权力的事实才能维持权力。然而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和压力使权力被公之于众。结果，鉴于权力的可见性就是权力最大的弱点，最有效运转的权力都是被隐瞒的权力，掌握权力的头等大事就是遮掩权力。
美国人对待权力的普遍态度为阴谋论的盛行创造了现实基础。如果权力的合法性是可疑的，那么它必须被隐藏起来才能发挥效力。不仅如此，隐藏权力的行动本身也必须被隐藏起来。比起那些没有贬损公共权力的国家，在美国阴谋权力的收益反而更多，希望使用权力的人同时也应该共谋将这一事实保密。总而言之，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治搞权力阴谋的动机更强，所以在这里大行其道的权力阴谋论也似乎更有道理。诚然，如果权力的有效运用意味着隐瞒权力的存在，那么只需在逻辑上跳跃一小步就能得到最终结论，即阴谋论的归谬法——证明秘密权力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根本没有此类证据。
史密斯对于种族关系的看法为大部分美国人所厌恶，他们不相信这位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观点。真诚意味着真正地信仰美利坚信条。对于美国的公众人物而言，问题是如何在理想信念和美国制度与实践未能完美实现理想这一认知之间建立起某种协调关系。虚伪，而非其反义词真诚，才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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