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代中，南尊fema背可以算是男系社会的一种普世的问题。抛开一些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不谈，此前用过生物学的角度去思考过这个事，就是说fema在于子嗣血脉的延续问题上，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两方关系中，fema往往处于弱势、被动一方，这在我猜想中一样是其来有自的，大约是跟长期的用进废退的自然选拔有关，不关题旨略过不提，要说的是弱势的那一方反而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这很容易理解，孩子是一男一女两人共有，但是由于生理上的构造的特殊性，只有fema能孕育婴儿。那么子宫内孕育的孩子，肯定是母亲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旧时代并没有细胞工程、基因技术，但是是不是那个男人的，这世界上只有这位母亲能决定。倘若这位妻子对丈夫不忠，或者说由于其它意外的不可抗力因素，被其他男性种下种子，事情可就说不清了。
再者说，旧时代对mal的看重，用现代的遗传学角度去看，mal性染色体Y的特殊性，只有mal才能拥有和遗传，fema只有X性染色体，两条X染色体可以替代，但是Y染色体无法替代，如果一位妻子仅怀有了别人的一个男婴，那么这位妻子丈夫一脉的基因断送传承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性染色体男女双方各两条，经重组后会丢失两条）。这跟生物体内部的遗传意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长期的自然调控中，自然而然衍生出了这一种普遍意愿。（假设在完全不考虑道德层面的影响下。）
所以在这一视角中，控制住了fema，就等于控制住了传承，故而fema沦为附属品，想来是顺理成章的。
在另一种经济学的视角下去看待，已知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即即使有宏观层面上的调控掺手，经济学的运行仍旧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去运行，比如这一点，宏观角度下有自发降低成本损耗的趋向性。这涉及到生物群对外部环境的利用与竞争性的长期磨合结果，以人的角度去看，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自然要更好地利用，而生物群体有时候表现的更像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物个体。
在旧时代，避孕并不像现在的条件，也就是说双方亲密行为的放纵，会导致更大的成本损耗。这一点不难理解，即使是夫妻双方不加节制，孩子多了，起码需要的吃穿住等物质条件就要相应增多，更别提非夫妻双方了。所以很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按照混乱关系的进行，总体投入的成本变得更多，哪怕是怀孕不生下来，成本损耗是增加了的。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去看，不管很久很久的以后能否创造出等额或者远超成本的价值，当下的损耗，是要增加许多的，这点毫无疑问。
相较于mal，事后提上裤子溜之大吉，控制fema的确定性会大很多，且投入的成本降低，或者换一种说法，fema受到无形中的控制以后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就会降低。也就是说，fema背负的责任更大。
创造价值低的，反而是担负的责任更大。（针对的人，只指在旧时代的背景下）
用书中现成的一个例子来对比说明：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辆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大一会才转过弯来，一般来讲，面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铁路公司要赔偿的，铁路公司没有任何损失，而农夫损失了大量的农物，且是由于火车的缘故，不找他赔偿谁去赔呢？
这是一场意外事故，并非有人从中作梗使坏，所以判断起来就麻烦很多。站在农夫的视角上，我在地界上堆放我自己的东西，你给我烧了，责任肯定在你；站在铁路公司的视角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只是照常行驶输送，你自己堆在旁边，烧了怎么能怪我？到了最后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法去判断了。
如果判了铁路公司的错误，那么铁路公司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减少成本的损耗，不算700吨的亚麻赔偿以外，有很多种解决办法，改道、买地、停止该段火车运行等等，无一例外的是都要额外付出巨大的成本损耗。一个个例的产生很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如果农夫拿到了该有的补偿，且不担负任何责任，如果放任不管，这是很可怕的事，同样有很大可能会产生一样的事件。资本家是奔着盈利去的，没人把无故扔钱当成是快活事。也就是说，如果是铁路公司负责，那将会产生巨量的成本损耗。
如果判了农夫的责任，农夫的损失是这700吨亚麻的收益，但是下次他一定会记住这个教训，堆放农作物的地方绝不会再与火车保持这么近的距离。所以如果农夫想要避免意外的发生，仅仅需要将农作物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行，跟铁路公司的所要投入的成本损耗相比，用九牛一毛来讲毫不夸张。应当格外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减少成本的损耗，指的不是700吨亚麻的价值，那是已经损失了的东西，就不能再讲成本。
书中讲述的换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好多了。假如土地的拥有者与铁路公司的拥有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成本损失已成定局，关键是如何避免这种意外的再次发生，以减少成本损耗，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农作物堆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以外。绝不会去改变火车的轨道等蠢事。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跳出个体的得失，而去考虑整体量。
两者似乎都不应该背负责任，但从整体考虑，即从社会的整体收入损失去考虑问题，这样用经济学的规律去考量，责任是在农夫的。这是从自然规律去判断，从社会整体面去考虑。
那么就同时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农夫受到了大量损失，还成了责任人，有这种道理么？
在这里处于资产富有的资本家绝不应该受到歪曲的谴责，指在法律上，当然在道义上，资本家肯定是我们指责的对象。从反面去想，假设我们自己就是上游的资本家，难道也会背负这种责任吗？富有的人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对责任就更加谨慎，对金钱就更不能儿戏。一旦对资本家的处置违背了经济学的规律，那么这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更不可想象的。做生意又不是做慈善，再说了小善也不善。
同样的问题类比一下，似乎一模一样。看起来是：弱势的那一方反而背负更大的责任，实际上不然，是当下或者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更低的那一方，担负更大的责任。用这一点就是想要说明，也许旧时代的沉重枷锁，其间也有自然而然的推手，自然界常常有残酷的一面。
似乎没有道理可讲，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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