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夫

杨大夫是我们这个小城镇附属医院口腔科的大夫，科主任，现退休返聘。我与他打交道二十多年了，主要是医患关系。他在我们这个小城镇颇有名气。之所以本文以杨大夫，而不是以杨主任冠名，是因为我以为职业称呼是无时限，且独一无二的；而职务或官衔是有时限的，而且各类官衔的主任颇多，容易混淆。

记得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我国考古学奠基人梁思永先生英年早逝后，郭沫若先生为其墓碑题文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这一题刻引起了学术界不少非议，以为梁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绝非“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所能涵盖，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的梁思永，也不是一九四八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当时的院士大概只有十几位，每个领域只有一到二人）。郭沫若先生为何以此来题刻，我们无从知晓，在此也不便考证，这本来就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事情，每个人的思维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

对杨大夫这一称呼，大多数人应该是尊敬或感激。杨大夫的名气不是由于他是杨主任，而是由于他是杨大夫，而且是医术高超的大夫。就像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医院院长的名讳，但是却知道口腔科杨大夫。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我的学生在我面前大多乖顺，我以为他们都是好孩子，熟料想他们竟然有跟校长对峙，跟主任对骂，薅着年轻主任衣领的行为……对此我大为吃惊。当然在此我不是要表白自己如何，而是对某些称谓保留愚见而已。

最早给我推荐杨大夫的是我爱人的嫂子，她对杨大夫的医术大加赞赏，因为侄子的牙从小到大一直是杨大夫治疗，而且嫂子在牙医方面似乎只信杨大夫。

我的牙似乎比较特殊，为此我曾遍访牙医，无论是教授还是主任，都不得而治，我很过意不去，我觉得我很难为医生，但我确实饱受牙病折磨。说也奇怪我的“顽症”经杨大夫之手后都治愈了。后来有幸教过他同样出类拔萃的公子，以后见面他就称我“郭老师”，我依然称他“杨大夫”，以后我们看病时交流也多了些。

由于我在异地工作，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在异地就医，曾经有一位口腔科大夫对杨大夫给我补的牙大加赞赏，没想到一个有些没落的小城镇，竟然有如此医术精湛的口腔科医生。后来我与朋友聊起了牙医的事情，我爱人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杨大夫补的牙，现在还完好，当时只是用了一点不起眼的国产玻璃离子，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由于经过的牙医多了，所以也有了些比较，其实有些事情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但这经年累月的一点点，却又是不可小觑的，就像人们熟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量与质的变化，最终是一种飞跃或突破。

杨大夫是一个做事十分严谨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他很钦佩日本人的某些行为，如，不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做，这让我从内心很钦佩他。记得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朱光亚先生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他每天下班前一定会把茶缸里的残茶倒掉，然后把杯子洗净。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是也足以说明一个人的成功与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分不开。

牙医有时候技术方面要求很多，我有时戏谑他是工匠。他确实是个严谨的工匠。我还开玩笑说，“你肯定能做好，因为你总跟自己较劲。”确实，有些东西是逼出来的，要出东西必须逼自己一把。

我曾想，如果杨大夫在北京或上海的某个著名医院里行医，他可能已经是名教授或首屈一指的专家了，还会名利双收。但是我有点不太乐意他是“如果”的样子，那样，我的牙该怎么办？我似乎有些自私（脸红）。

杨大夫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的一所医院工作，这是小城镇人的一大幸事。

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