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衡量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GDP总量和财政收入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一座城市比作一家企业，那么前者大致就是企业的年度总业绩，后者则是企业的年度总利润。

在之前的2018年中国城市GDP总量排名篇推送时，就有朋友表示希望可以尽快看到主要城市的财力情况。

截至最新，能够通过网络公开渠道找到的已经公布了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数据的城市数量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前20名基本都已经公布，我们一起来看。

财政总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

在公布榜单之前，我们先来做下相关概念的科普。

当我们提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力的时候，最常接触到的两个概念，是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作为中国财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概念，很多朋友可能还并不能区分的特别清楚。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表现为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个财政年度）所取得的货币收入。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财政收入进行不同的分类。国际上对财政收入的分类，通常按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下，将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债收入和收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税收来源广泛，包括但不仅限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专项调节税、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屠宰税、资源税、印花税等种类。

一般预算收入，是指地方财政上划完中央、省级财政收入之后地方留成部分收入，它主要是体现地方三级财政分税制体系的税收分成情况。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向中央的上解收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中央本级支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级收入、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政府的上解收入；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级支出、对上级政府的上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财政预算也称为公共财政预算，是指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分门别类地列入特定的收支分类表格之中，以清楚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透过公共财政预算，可以使人们了解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可以体现政府政策意图和目标。

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榜

经济体量，始终是影响城市财力的最关键因素。

2018年，共有15座城市一般公共预算超过了千亿元。而一眼望去，这15座上榜城市无一不是“万亿GDP”阵营成员。排名的顺序，大致也与GDP总量排名相近。

上图中22个一般公共预算超过700亿元的城市中，如果按照大区域进行划分，共有14个城市来自东部地区，6个城市来自中西部地区，2个城市来自东北地区。

此外，这些上榜城市的行政级别，同样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下文中会用到）。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5个计划单列市（兼副省级城市）深圳、青岛、宁波、厦门、大连；以及10个省会城市杭州、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郑州、长沙、济南、沈阳、合肥。

22城中只有3个普通地级市，分别是苏州、无锡和佛山，两个来自长三角（江苏），一个来自珠三角（广东）。作为普通地级市，三城能够取得和一众高行政级别城市同台竞技的机会，制造业立市是三城的最大共通点。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一众城市群的真实含金量水平。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想单独加上一句。就是无锡是今年新晋的千亿财力城市，在过去的几年间，无锡曾因为错误的产业升级路线导致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城市发展路线不能很好地适配城市定位。但好在无锡及时调整方向，坚定好自己的制造业经济驱动路线，经济开始重回快车道，一般公共预算的快速上涨就是很好的印证。

而作为长三角上海之外两翼的南京和杭州，在2018年的地方财力考试中都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一般公共预算增长超过15%。

以杭州为例，2018年杭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1651.21亿元、非税收入173.85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90.5%，税收收入占比保持副省级城市首位。

税收占比公共预算越高，可以说明地方经济和企业的活力越强。尤其是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税收种类和税率都更高一些，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城市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

现行财政制度的受益者：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在上面的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榜中，前四位中，四大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分居前三，独不见广州的身影。顺着榜单往下查看，发现广州的排名仅位居8位，比重庆、苏州、天津、杭州都要低。

2018年广州GDP总量全国排名第4位，同期杭州则排在第10位。但是为何在城市一般公共预算上，广州还要低于杭州呢？难道是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杭州，或是GDP含金量不足？显而易见，作为老牌一线城市，广州的综合经济实力要明显强于杭州。这一点，可以从广州历年产生的财政总收入平均要比杭州高出近一倍得到印证。

2018年，广州的财政总收入合计达到6205亿元。但是，其中约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广东省，自己只能留下约四分之一。而同期杭州财政总收入3457.46亿元，虽然仅为广州的56%，但杭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25.06亿元，比广州高出近200亿元，自留比例反超广州一倍达到了53%。

也就是说，广州本身产生的财政收入并不少，但自留的比例非常低。而背后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城市所在省份经济均衡性。

结合本文第一章中提到的三级分税制（中央、省、市），如果所在省的区域发展较为均衡，那么城市财政收入在上交至省级财政时，转移支付压力就会小很多。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上交省级财政的比例也会小一些。

由于江苏和浙江是国内众所周知的区域经济均衡性发展的代表省份，对应到各自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也会小一些，可以把更多比例的真金白银用以发展本市使用。

而广东虽然身居中国GDP总量第一省长达30余年，但是省内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体量差距始终都十分巨大。为了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广州作为省府老大哥，常年承担着向省内一众小兄弟“输血”的重担。

这时有朋友可能就问了，广东省内的一线城市，可不只有广州一城，还有在去年GDP总量就超过广州排名全国第三的深圳。为什么深圳的一般公共预算却大幅超过广州，仅次于京沪二城呢？这就要说到深圳的行政级别问题了。

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有两类城市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一是4座直辖市北上津渝，众所周知直辖市行政级别等同于省一级，所以在进行财政上交时，只需要与中央政府直接分成，省去了一道环节，这样一来留给自己的就更多了。

其二则是5座计划单列市，深圳就位列此间（另外4城是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在行政建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国家计划中列入户头并赋予这些城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财政直接与中央挂钩，所以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也非常高。

大家回顾下上文中的的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榜，就会发现不仅是深圳，所有的计划单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都很高。尤其是厦门，虽然GDP总量仅排在全国四五十位区间，但是得益于计划单列市身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以轻松进入全国二十强。

所以当你到厦门旅游，感叹于厦门的基础建设和市容市貌明显领先于福建省内其他地级市，应该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千亿财力城市，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为了协调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目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诸如的中部崛起、西部崛起，背后都和东部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源源不断向中西部提供“弹药”息息相关。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想要充分利用好它，却并不容易。就以广东省内两座经济体量十分相近的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来说，财力上却几乎差出整整一倍。

如果从本市城镇化难易程度来论，广州市总面积是深圳的3倍还多，单是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就要远远大过深圳。

不过所有去到过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的朋友对比后就会发现，相比深圳的四处高楼林立，广州除几个众所周知的核心CBD外，城建水平似乎远无法和其他一线城市相比。

包括作为现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基础交通设施地铁的建设，广州的通车里程不仅长期大幅落后于北上二城，甚至一度被后来的强新一线城市不断逼近。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财政转移制度到底该怎么用。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转移的方式也应该灵活调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了充分树立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在地方财政上留下更多自用这可以理解。但是伴随着深圳经济总量接连超过省府广州和大湾区龙头香港，未来深圳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实际责任，而非仅仅是经济数据的上的接连一骑绝尘？

仅在广东省内，广深之外的地级市就还有19座，非珠地区地级市亦有12座之多（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梅州、湛江、茂名、阳江、云浮、清远、河源、韶关）。如果继续保持现行的财政转移方式，仅凭广州一市想要带动省内所有欠发达地区发展，不仅是力不从心，还会让广州自身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慢。

而需要对财政转移方式和财政收入留成比例反省的城市，显然不只是深圳一个。

万亿GDP和千亿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是现阶段中国城市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各地区为了达到区域中心城市，舍小为大，舍个体为集体。但是当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已经落定，经济体量越来越惊人，财力大到自己怎么花都花不完，甚至开始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时候。

是否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把钱更多地留给更需要它们的地区和城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