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34）】1941年，毛泽东48岁。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他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叶剑英同周恩来等在重庆红岩村。
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后排左起：叶剑英、博古、周恩来
在这期间，他最经典的场面是在1940年3月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作《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他用大量事实宣传八路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他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蒋介石布置会议，包藏祸心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公开宣布共产党、十八集团军的“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叶剑英在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开会通知时，正在养伤。几天前，他从红岩村外出办事，因天雨路滑，不慎滑倒摔伤了胳膊。在这种情况下，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内部对于叶是否出席会议有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会是例行会议，开不出什么名堂，叶又在病中，可以不去。另一种意见认为，叶不去不好，因为张云逸不能来，来了按规定也没有发言权，如果叶不去，只有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萧正岗一人参加会议，难以应付。还有一些人担心这次会议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的时候，蒋介石很可能要搞阴谋诡计，不宜前往。
叶剑英和南方局的秦邦宪、董必武等商量后，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做好准备，应付这场斗争，于是决定自己带病出席。
为了更好地应付复杂的局面，赢得这场“交战”的胜利，叶剑英组织军事组和有关人员日夜加班工作，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做足了功课。
开会那天，叶剑英按照规定，身着黄呢子军服，佩带中将军衔，进入会场。他虽然伤未痊愈，臂带石膏夹板，但仍精神抖擞，仪态从容。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要进行检讨，整顿军纪军令。接着，话锋一转，说接到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现在要彻查此事，严肃军纪。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很多国民党军官就开始指责、控诉八路军。
面对种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叶剑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冷静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准备后发制人。第一天散会回来，他立即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一起，针对会议上反映的问题，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进行了修改补充。
叶剑英长篇发言，大义凛然
3月8日，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便要求发言。在得到会议主持人同意后，他走上讲台，有针对性地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
关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以战略战役战斗方面的具体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粉碎了蒋介石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跟于十八集团军的阴谋。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指出，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提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他提出了从政治上、战略上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四个原则，最后指出，十八集团军和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前提下，所存在的局部的、一时的现象，换句话说，抗战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搞颠倒了，更不应有意把局部摩擦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叶剑英在发言过程中，全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当讲到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警告说时间到了。叶剑英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蒋介石只好让他讲下去。
当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立即把缴获的张荫梧和日伪军勾结的有关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交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叶剑英的皮包里藏着这些“法宝”，而且又当场示众，弄得唉声叹气，直摸脑袋。叶剑英越讲越有劲，一直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大义凛然，有理有据，许多人心悦诚服。
蒋介石安排饭局，临时取消
叶剑英回到办事处后，还发生一件趣事。办事处接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来电话，说蒋委员长要请叶剑英参谋长去吃晚饭。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在分析的时候，侍从室又打来电话，说蒋委员长今晚有事，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
半个钟头以内蒋介石侍从室连着打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电话，内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蒋介石进退两难，政策上有什么变化。
叶剑英回忆说，这件事，没有蒋介石批准，下边不敢打电话。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弄不大清楚。后来才知道其中奥秘。据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记载，蒋介石1940年3月7日曾拟定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蒋介石原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这样，蒋介石可以在晚宴上用“训示”的办法，宣布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师出有名了。
万没想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蒋介石的预谋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侍从室按预先的布置通知了叶剑英赴宴。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晚宴，取消“训示”。这就是蒋介石那天既通知叶剑英去参加晚宴，马上又取消了晚宴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不辱使命，安然返回延安
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驻渝干部要尽量减少”的指示，1941年2月1日，叶剑英奉命从重庆飞返延安。
1940年7月，叶剑英同周恩来、邓颖超、张冲（左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离渝时，周恩来将给毛泽东的信及南方局为中央筹措的经费交给叶剑英带回。此外，叶剑英还带有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计划。叶剑英同赖祖烈乘坐一架国民党政府派的小飞机，经汉中于2月2日到达延安。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回到了延安。从南京、武汉、长沙、南岳、桂林到重庆，叶剑英作为驰骋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战线上的“三骑士”(中外有识之士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之一，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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