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逐渐消解了“善与恶”、“美与丑”等的绝对对立。在“人的依赖关系”走向“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中，“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意味着“公民意识”成为个体最基本的自我意识。“神圣化”的一元标准也随之走向了多元，普通大众走向了现代历史。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普通人成为历史评价的主体。个体在这种多元化的选择中，似乎也常常陷入了迷惘仆。“普通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通。“成为普通人”成为个体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与向往。在每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大众群体下，个体早已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所以为的“周围的中心”，对自身价值与意义似乎偶陷质疑，产生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至今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异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消解，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一下子从“物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摆脱物的控制，除非生产力到达了一种“按需分配”的高度。当前，唯有自己肯定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力所能及之处做出一点改变，才能缓解某种“存在焦虑”，才能回归个体的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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