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江总督、谥“清端”的于成龙，出生于山西永宁州（也称石州明隆庆元年改称永宁州，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方山县、柳林县大部及临县部分区域）来堡村（今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其长孙官至江宁巡抚的于准，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为《于氏谱系》作序时曾写到“吾于氏家于永宁，其来已久，并无两族。自宋迄元迄明，年代久远，子姓衰落，兼遭兵蠹，遂至家乘缺略。今仅搜得元时所存二谱、明代所存二谱，皆全无所承，后无所继。然不敢废置，仍其原有次序而存之。”可见石州于氏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宋代。
01
在柳林县与离石区接壤的古庙龙王堂中发现的石醮盆柱体石刻，是古石州境内迄今有关于氏先人的最早石刻记录，勒石于距今680年的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龙王堂石醮盆
石醮盆柱体白霜村功德主石刻
从中可以确定早在元代离古庙十多里地的白霜村（今柳林县李家湾乡上、下白霜村）就有于氏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又距离白霜村不远的柳林县柳林镇于家沟村（旧属白霜里，现全村500多口人皆为于姓一族）留存下来的民国年间于氏《上古先祖以及男妇鬼名本》，上面记载于氏是在元朝癸卯年迁徙于家沟的。元代有两个癸卯年，一是元中期的1303年，另一是元末期的1363年，究竟是哪一年迁居的呢？ 在这本《鬼名本》中，还提到了“于渊，出任壮宫家东住到河南”，这里的于渊又是什么人呢？
于家沟民国16年（1927年）的于氏《------鬼名本》
所幸我们在乾隆版《汾州府志》中找到了明人刘定之为于渊撰写的《卢氏县令于君墓表》。全文摘录如下：
予往岁奉命祀嵩岳，登高临远，见环嵩千百里间，历指以问，人有言永宁、卢氏，两邑富庶其民自得于熙洽之辰，积有日矣。予心善之。今行人刘秩以其同官于坦来谒，为坦之父县令君请表墓。追忆岁月则予至嵩正君为此两邑绩成之后也。君名渊，字德深，石州白霜里人。伯达、建中、士贤其曾祖祖父也，俱隐处不仕，有善行。君少入州庠，习诗经，贡至监，益励所业，师友称之。历政事满得仕，初丞永宁，巡抚河南，都御史与藩宪交章荐擢为令，继改令卢氏。
其在永宁民男女嫁娶不及期者，促之成礼，勿以资贿相责。望从而毕婚者三百余室。旧渠三：宣利、新兴、万箱，溉田千顷，湮塞既久，失其故利。率众治之，腴壤弥望，岁有常收。岩洞产银，采者争斗死伤，奏置崇阳巡检司，前患乃弭。邑遣民协济孟津渡，以其远言于朝得免役者十七家。所修社稷山川邑厉坛、城隍岳洛、大禹、光武、文彦博庙皆胜旧观。于大成殿学宫致力尤多。像设礼器，巍焕坚备，增拓翰林薛友谅所建洛西书院，以居来学，弦诵翕然。奉诏完其邑郭鼎新，聚木石从堞浚池可为经远计。其在卢氏不克久，然声已著于邻，封民归乡之，赋集讼理无异永宁也。
于是年逾六十，母张孺人年逾八望九矣。君乃告归。奉亲教子之暇，优游山川间。归之明年甲戍，见子坦登进士列于朝行。又若干年而母寿终，近百龄，葬祭有仪，光于听闻。未几君卒，卒年七十有一矣。元配慕，继车及高三氏，子男四，泰、振、茂、坦。女二，适李振、王琦，皆庠生。孙男十一，玺国监生，瑄、瓒、釭、瑭、璜、珽、璇、珫、璘。孙女八，适庠生安贞、王甫、韩璡，余未聘。曾孙男三。天顺癸未十月十四君卒之日，州西孟家岭之阳，其葬处也。惟君宦绩存于所莅之处，有实可表而禄集于家者，荫本延枝，而非天之报君而然邪！未有无足报而天爽施之者也。由是观之，君信善令矣。表其兆域，非特示子孙，使克念前闻，仰矣显阳，于未已弥彰，宜民泽物之有后祉也。
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如:于渊，石州白霜里人，少为州庠生，未仕前为国子监监生，生卒年为1393——1463年，其母生卒年为1362——1462年（据此可推其父祖辈大概生活年代），其子于坦为明景泰甲戌科（1454年）进士，其曾祖于伯达、祖父于建中、父亲于士贤俱隐居不仕且有善行，可见这家人在当时当地并非一般的普通人家。而在前文龙王堂发现的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的石刻中，功德主一栏白霜村人中并未有正生活在这个时期且非普通人又有善行的于伯达。因此我们推测，当时于伯达虽在白霜里，但却是在离白霜村十多里地的现今的于家沟隐居。其时白霜村是沿三川河有官道途经的秦晋通衢，而于家沟则沟深谷幽，背靠大山（王老婆山），直至今天看来也很闭塞隐秘，是隐处不仕的绝佳之地。因此那本《鬼名本》如果所记属实的话，于渊祖上应在1303年便迁居到现今于家沟。
另据清光绪年《永宁州志·仕籍》中记载：“于坦，景泰甲戌进士，官行人，迁工部员外郎，累官至巡抚”。可见于坦比其父官职大的多，于氏家族也在此时更加人丁兴旺，迎来了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成为了州中的名门望族。显然小小的于家沟已承载不了其家族的进一步发展，其部分子孙或出仕为官或迁徙向条件更好的周边及石州城中，后来的来堡于氏（于成龙家族）很可能即为其中一支之后，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呢？
02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与于成龙同为山西老乡的陈廷敬撰《于清端公传》云：“公讳成龙，字北溟，永宁人。先世仕明者讳坦，有声，弘治朝官至大中丞。”又雍正四年（1726 年），由于准撰文、于灏（与于准同为于成龙孙）书丹的《重修安国寺碑记》（安国寺在今吕梁市区以西，于成龙未做官前曾在此读书，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明天顺间，予远祖大中丞讳坦者，曾重修斯寺，嗣是凡有造作吾于氏□人辄与典中。”
从中可见，于成龙确为于坦之后。也有人质疑这可能是于成龙成名后，其族人为了拔高家世背景，攀附同为永宁州人的前明大中丞于坦。但我们从柳林县于家沟现仅存的一块勒石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于成龙生于1617年）的碑刻中，发现“功德主”正下方有“于榄”一名，而于成龙祖父于棌正好有个名“于榄”的堂兄弟，如果此为同一人的话，说明早在于成龙的祖辈来堡于氏就跟相距百里之上的于家沟是有联系的。
于家沟现仅存的一块碑刻
安国寺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立石《重修安国寺碑记》载：“至明天顺间，有于大中丞讳坦者，常为护法，延及裔孙。” 而我们也从安国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重建安国寺碑记》中，发现在功德主栏中于成龙的祖父于棌、父亲于时煌等来堡于氏和来自于家沟的于氏是混合排列的，这进一步说明两地于坦的裔孙之间不仅有联系并能分清辈分大小（根据于家沟现存谱系字辈推断，来堡一世祖于素应为于坦曾孙）。
又安国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十六日立《重建安国寺十王殿像记》载：“------兼得檀越经首于时煌等，率众布施，鸠工集役，重构殿宇------”，其中于时煌即于成龙之父。我们知道于家沟距安国寺仅10多里地，而来堡却在百里之上，其子孙能够经常跋山涉水不辞辛劳的来此“护法”，也在说明于成龙家族跟安国寺、跟于家沟之间是有渊源的。
安国寺明万历48年重建碑记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于成龙出生地来堡村明天启七年（1627年，于成龙其时仅10岁）的石碣中记载，于成龙有兄于化龙、弟于变龙，而在其后的所有记载中于成龙均为兄弟二人再未提及于变龙，有人分析其可能早夭。但我们在柳林县城玉虚宫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重修宝宁山玉虚宫记》碑刻中，发现功德主栏于家沟后有“于变龙”一名，无独有偶在安国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定空上人重修安国寺功德记》碑刻中也有“于变龙”，而于家沟字辈中于变龙这一代应为“自”字辈（于家沟现存族谱有记载的字辈为:------世、九、朝、时、自、廷、守、大、文、国、元、怀、天、万、殿、芝------，来堡于氏于成龙父辈、子辈、曾孙辈起名均与之相符），这两处突兀的出现“于变龙”甚是跷奇。再联想到于家沟的老人们经常口述，村里曾有一古钟（文革时被毁，现今好多在世老人都见过）上面刻有“于化龙 于成龙 于变龙”的名，难不成于变龙让早早的过继给了于家沟的族人？这样便更加拉近了来堡于氏与祖籍于家沟的距离。
三晋石刻大全方山卷记载
柳林青龙玉虚宫清顺治十六年碑刻
安国寺清康熙三十三年重修碑记
于准在雍正四年（1726 年）撰文之《重修安国寺碑记》称：“予家籍同南，环寺之山与土田俱隶同南，故吾于氏世为兹□□而守，因以不废。先大父清端公未达时，厌城市之嚣，沙霾之蔽，常读书于寺之东楼，与浮屠纯天者为方外交。 ”
事实是于成龙在未仕前不仅在安国寺苦读六载，更在“环寺之山与土田”的同南都（原明代白霜里清代属同南都） 活动频繁，留下了许多传说、印迹。如：于家沟至今流传着其曾在村里读过私塾和成年后设馆授徒的逸事；有据可考的安国寺西南的今离石区贺家塔村是其别墅，并曾在此的官道上设茶水摊无偿方便过往行人；还有在距此不远的今柳林县王家会村筹款修缮广济桥，和在同南都九、十两甲接济乡民等，这些在现今各处都有相关碑刻记载，这样就更加印证了于成龙及来堡于氏和白霜里之间不一般的关系。
贺家塔白衣庵清康熙三十三年碑记，其上记载“我州贺家塔，在城境之西，乃兵部尚书于清端公之别墅。公当未仕时，优闲斯地，见路当秦晋孔道，行旅络绎，行人有困渴□□之苦，当欲建茶庵以济众....”
王家会清康熙五十二年碑记
三晋石刻大全柳林卷有关记载
上白霜清雍正三年碑记
三晋石刻大全柳林卷有关记载
03
那么来堡的一世祖于素又是何时迁居来堡的呢？为此有学者一直疑问，对于氏家族颇有研究的于准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修著《于氏宗谱》时为何对此只字不提，其也仅是于氏迁居来堡后的第七世，应该能推测出个大概，难道是真的无法考证吗？
《于氏宗谱》谱系图
我们从已知的第五世于成龙的出生年1617年往前推，每代分别按20、25、30年算的话，于素则分别是1537、1517、1497年生。按于素20岁成年后才迁来堡则分别是1557、1537、1517年，再考虑旧时人们婚配早，从二世于恩到五世于成龙又非辈辈长子长孙，取中间的25年算最科学，则是1537年，已到了明嘉靖十六年。再结合史籍记载，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和隆庆元年（1567年）石州曾两度遭受蒙古俺达之乱，在此期间石州城（今吕梁市区）及周边动荡不安，特别是隆庆之祸“城破，十室九空”，因“石”“失”谐音石州还从此改名为永宁州。因此于素一支大概在这个动荡年代迁来堡更合乎常理。
明嘉靖年间石州战事
笔者认为于准也大概清楚这点，但他在修《于氏宗谱》时，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是清初文字狱盛行的时期，而满人和蒙古人又同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所以非于准不为而是不敢为也，但同时他也提到了“子姓衰落，兼因兵戮”，这么一个笼统的概念。
也有人提到于素为什么不在隐秘的于家沟躲乱而跑来堡呢？笔者认为于氏在于坦之后家境更盛，或许在州内广置田产，嫡系后人自然会搬迁到条件较好的石州城里及周边。后遭兵戮，一方面不回于家沟是因为当时于氏是州中望族，于家沟祖籍早已大名在外，树大招风不宜隐藏；另一方面选择来堡是由于距石州城相对更远，那里前期可能已置下田产，又离北武当，骨脊山等深山老林较近，便于随时躲藏。
04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六月，于准在《于氏宗谱》序中写道：“吾宗自卜居来堡以后，其世系彰彰可考。今支派渐繁，若不及今谱次，何以传后，卑接续不替耶？其事责任在小子准，幸叨。谱成于癸未（康熙四十二年）之夏迨丁亥（康熙四十六年），余承之。”从中可见，于氏自迁居来堡后，支派渐繁、人丁兴旺，特别是经于成龙和其孙于准之后，石州于氏又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家族声望达到顶峰。来堡村也同样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子孙亦回迁城里或随着各地为官散播四方。
关于石州于氏后代的总体情况，吕梁当代文化学者薛怀兰先生在《关于抢救于成龙文物的建议》一文中说：“方山、离石于氏在康雍乾盛世是闻名全国的文化大家族，光在国子监读书的于氏后代就达数十人；担任过总督、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等“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就有十余人；知县、知州、州佐、署州事、同知、判官、员外郎、盐课大使等职务的多达四五十人，其中仅来堡于氏后代就有二十余人......担任过训导、学正......的多不可考。且大部分做官在江、浙、宁一带，现在东南沿海均有方山、离石的于氏后裔和嫡亲后代。”
当然，石州于氏历代能走出如此多的能官廉吏必定与其家德家风不无关系，同时也离不开吕梁这方厚土的孕育与滋补，也正由此以于成龙家族为代表的石州于氏从此走出了吕梁山，走向了全中国。
因此，今处柳林县的“白霜里”（原属离石县，1971年柳林建县划拨其下）很可能是于氏在石州早期的落脚点，而“里”中的于家沟也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封闭的地理环境，700多年来一直延续着石州于氏的历代传承，成为今天吕梁市区及周边于氏后人公认的其家族有据可考的祖籍地。石州城及来堡村也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并见证了于氏家族的荣辱兴衰，这些都为我们今天探索研究于氏家族文化、学习传承于公廉政精神明确了载体、指明了方向。
于家沟
安国寺
来堡于成龙廉政文化园
（后记:原吕梁学院文学系主任康序教授、原柳林县文化局张生高局长、安国寺文管所所长陈雷和吕梁此山楼藏书的闫斌给本文提供了很多素材和帮助，在这里一并感谢！另张老还提到明代于渊生于1393年，民族英雄于谦生于1398年，二者为同一时代人，于渊曾祖名于伯达，于谦曾祖的祖父名于伯汉，史料记载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苏州，他们二人相差两代却有可能同处宋至元的乱世。这二者之间仅仅是巧合的字辈相同，还是存在某种关系，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