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我的最后一个长篇,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时光。
我经朋友介绍为一个常年旅日的中年沪籍画家写传记,千字五百。我带着录音笔从早上九点开始做了接近八小时的采访,听他痛说他和父亲的辉煌人生;又参观了他在常熟路地铁站的豪华不动产;翻查了解放初期的上海艺术界概况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出海热潮;最终辗转询问到一位老爷子供职单位的旧同事,朋友的朋友转述说:大早上提这么恶心的父子俩是嫉妒我吃了早饭么,咱不提这些人成么。
我只好忍着恶心,每天剪完十小时专题片再回到家码字,真的手里一边把玩一个五毛硬币一边敲键盘,竟然在铜色吸引下写完了。
交稿的时候,客户对我说,他不会用邮箱。
我们约在常熟路肯德基见面,他买了一杯咖啡给我。我把稿子打印成六张大纸摆在他面前,他从身后拿出个大书包,拉开拉链,用两只手一把一把地抓出现钞,四人座的桌子摊满了红花花的钱钱。最后对我说,他数好了出门的,可是路上碰到点事花了三百,下次补给我。他从钱堆底部抽出稿件装在空荡荡的书包里离开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在地铁口又匆匆见过一面,付那三百块钱。
从此我再也写不出长稿了,请赐我一枚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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