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德鲁克

“现代”的核心信念，是社会可以被建立成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并且可理解的。

自由的本义在于，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自由的实质是二元的，它的基础是人的不完美和人的责任感这两个极端。自由是一种信念，相信人类是“骄傲而卑劣的生命”。人尽管有责任感，却不可能达到完美。

人类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本性。

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概念，尽管从古希腊城邦及罗马帝国时代便已潜伏，却是随着基督教的兴盛而成为了欧洲的两大基本概念、思想精髓。

两千多年来，欧洲的所有制度和信条也都以自由平等为目标。但欧洲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欧洲人将自由平等的概念，具体投射到社会存在现实上的历史。

西方人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实现，最先也是局限在心灵层面。基督教教义说到，死后的世界人人平等。对11世纪或13世纪（中国宋朝时期）的西方人来说，基督教的诺言是真实的。每座教堂的大门都会刻有教宗、主教或国王在“最后审判日”遭到天谴的图像，真实地表现出西方人从心灵层面寻求自由平等的历史纪元。人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被视为在“灵性秩序”中的地位，西方神学因此也就成为了一门“精确的科学”。

灵性秩序崩溃后，自由与平等转而投射至智识层面。路德教派  “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如何运用自由与平等的思维，来解释圣经教义”上。欧洲在封建制度最盛行的12世纪和13世纪初，社会赖以建立的信条使得当时金字塔阶层显得合理。

智性人秩序瓦解后，人类继而转向在社会层面寻求自由与平等。

结果，人先变为“政治人”，后来又成为“经济人”。所谓自由也就变成“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平等也局限于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人的本质就等于他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所居地位的功能；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才能找到对人类存在的解释及存在的理由。

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信条，都认为个人利益动机有害社会，顶多认为它不好不坏，社会秩序因此刻意将个人经济活动限制在狭隘的范畴，以使它对于社会结构有关领域和活动的伤害减到最低。最好能视政治所需任意地施加限制或给于自由。

利益向来是激发个人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未来也必定如此）。头一个对利益动机开展正面评价的是资本主义。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赐，不仅商品生产量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低，工作时数更不断减少。资本主义认为利益动机能让理想的自由平等社会自动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了近三百年，社会达到了物质经济舒适的高峰。

然而人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能自发地建立起社会平等的承诺只是一个假象。经济自由无法带来平等的事实，摧毁了20世纪初欧洲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尽管它创造了物质之福。信仰破灭的不只无产阶级，还包括获得最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中产阶级。尽管整合性大生产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且最便宜的方法。资本主义的信仰，从亨利.福特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大生产是最便宜也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的那一天起，就显出荒谬了。之后，经济过程便包含了更严重的不平等。

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带来平等，甚至连“机会均等”的形式平等都没有。反之，它带来新的、强硬的、不平等的小资产阶级，人们很难从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至少在当年的欧洲是如此），也很难从中产阶级跻身企业家之流。欧洲人对资本主义可为社会秩序的信仰，在亨利.福特之前就崩溃了。

事实证明不可能有错也不容置喙的是：资本主义是创造不出平等的。资本主义现实创造出的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互不兼容。欧洲人想要透过资本主义追求自由及平等的幻想早在1848年就已破灭。

资本主义及形式上的民主，之所以能在欧洲攻城略地，美国的影响不在话下。对于很晚才意识到，希望藉由经济自由追求平等的梦想已经幻灭的欧洲大众来说，美国那样一个“有无限可能”的，看似真平等、真自由、真民主国家的存在，证明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即使理想在家乡已经破灭。身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唯一的依靠，美国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达到顶点。欧洲人抱持着实行美式政经制度就能获得平等的希望，让欧洲社会免于走向崩溃之路。

经济人作为社会基础概念出现的表面征兆，是经济学以科学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至20世纪30年代，乍看之下经济科学的支配力达到空前，经济人社会的信仰无比强烈。愈来愈多的国家将管理事务的重大责任交给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孤注一掷。二十世纪初的20年，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俄国会在六个月内瓦解，德国和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这仅仅意味着经济科学的学说已经无法符合社会现实。

1929年美国社会崩溃时，带给欧洲人对资本主义信仰的震撼，甚至超过美国人本身。经济的成就、事业的繁荣及物质的进步，或许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掩饰资本主义信条崩溃的程度，但无法恢复资本主义的信条，甚至无法明显延缓后续的结果。个人的经济自由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据以建立的有关人类本质的假设：经济人。

世人不再认为经济领域非要那么至高无上、独立自主不可。群众已经了解，自由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他们不愿再将经济行为视为“典型的”且值得社会向往的行为。拒绝接受那些只迎合经济目的、满足经济所需的体制。然而，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无法解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人类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在美国，尽管劳工运动层出不穷，美国还是有意识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是因为美国的主要产业一开始就以大企业之姿出现。

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立基于一种概念，一种涵盖人的本质、社会功能与地位的概念。不论这个概念是不是人类本质的真实写照，都一定会真实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而社会也依次概念来辨识、鉴别自己。

经济人的观念，就是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人们工作是为了经济地位、经济特权和经济权利。人们为此甚至可以发动战争，不惜牺牲生命。其他所有的似乎都只是伪善、势利或浪漫却没有意义的东西。

随着“经济人”的没落，个人丧失了原本依赖的社会秩序，世界失去了理性的存在基础。不能再将自身的存在诠释或理解与他所在的世界有任何理性的关联和调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运作变得不理性、没有意义。人活在一部巨大的机器中，但与周遭一切疏离，既无法接受这部机器的目的和意义，也无法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经验。社会不再是一个由多个个体基于共同目标组成的公共团体，反变成一片漫无目的的孤独流浪者的杂乱喧哗。

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

它与个人幸福不同，与安全感或和平和发展也有所不同。

自由的本义在于，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真正的自由是抉择的自由，做或不做，这样做或那样做，观点一致或观点相左，可以自由选择。没有抉择和责任就没有自由。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不是完美的、软弱的，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只有看到人类的不完美和非永恒是其本质，且不可改变时，且即便人类不完美、非永恒，他也得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从根本上承担不可逃避的责任时，自由在政治意义上才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自由是人类固有的弱点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力量。它是建立在深刻的信仰基础上的怀疑主义。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或穷凶极恶的，自由才有了成立的理由。正是因为努力向善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在，所以才有了自由的需要。自由是抉择和责任，而非完美和效率。

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法律制定的正式法案并不创造或决定制度结构、社会信仰和人类天性。自由不是目标，而是一种组织原则。

自由是一种信念——相信人类是 “骄傲而卑劣的生命”。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

与将理念和理想绝对化和唯一化的理想主义者相比，自由捍卫者们必须是一贯的现实主义者。与否认信仰和理想存在的现实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功能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等相背，自由的捍卫者们又必须是一贯的理想主义者。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社会理性特质的瓦解，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理性关系的崩溃，是一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历史经验说明，革命之荣耀在于打破旧外观并创造新形式、新机制及新口号。但是，社会内涵改变得十分缓慢，甚至经常丝毫未变。

开创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观念不可能凭空发明出来，人为编造，也不可能天启神授，只能渐进地发展出来。新观念早在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和制度化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存在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存在于信念和理想之中。制度基于此得以建立，但其本身却不能用制度或政治手段来实现。

人们不知道社会中是否潜藏着如此强大、蓬勃的新秩序力量，但至少可以做好准备，不阻碍力量出现，至少应该强化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尊严与安全，重新为个人自由赋予某种意义。

人类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