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作者: 青青狐 | 来源:发表于2017-09-07 07:54 被阅读0次

    一个男人作为“男人”,似乎天生拥有他的权利和正当性,这一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而一个女人作为“女人”,似乎是一个错误。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似乎男人是绝对的标准,而女人总是被标准所衡量的对象。

    在这个社会中,男人是绝对的主体,而女人不过是相对主体的“他者”

    波伏瓦采用这种哲学观点来分析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问题,她的根本出发点是认为人的本质是超越性的,也就是说,人应当是不断追求解放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人才能够不断朝向自由。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奋斗来改变自身状态而获得的,女人的历史也是如此。

    一个男人作为“男人”,似乎天生拥有他的权利和正当性,这一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而一个女人作为“女人”,似乎是一个错误。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似乎男人是绝对的标准,而女人总是被标准所衡量的对象。

    在这个社会中,男人是绝对的主体,而女人不过是相对主体的“他者”。

    波伏瓦采用这种哲学观点来分析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问题,她的根本出发点是认为人的本质是超越性的,也就是说,人应当是不断追求解放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人才能够不断朝向自由。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奋斗来改变自身状态而获得的,女人的历史也是如此。

    尽管总体上,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强,女人相对比男人活得更长,但女人生病的时候比男人多得多,在很多时候,女人往往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弗洛伊德尽管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人物,但波伏瓦并没有认为历史上的弗洛伊德给予了女人应有的重视,她觉得佛洛依德对女人的看法仍然是承接了传统男人的看法,只是经过了稍微的修饰。

    阿德勒却将性欲重新归入到人的完整人性之中。

    但这些精神分析学家总是用一些特定因素来解释人类历史,以为这些因素可以涵盖历史本身。他们似乎都给所有女人指定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将女人放在了“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倾向之中

    弗洛伊德尽管是精神分析的重要人物,但波伏瓦并没有认为历史上的弗洛伊德给予了女人应该的重视,她觉得佛洛依德对女人的看法仍然是承接了传统男人的看法,只是经过了稍微的修饰。

    这些精神分析学家总是用一些特定因素来解释人类历史,以为这些因素可以涵盖历史本身。他们似乎都给所有女人指定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将女人放在了“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倾向之中。

    女人是雌性的,这种观点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将女人定义为自身具有的女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其实是特定社会的产物。精神分析的语言将无意识和人的全部精神生活都内化了,将它们都设想在个体的人的内部进行:比如“情结”、“倾向”等等。但每个人的生命并非只是这些内在的“情结”、“倾向”,而是建立在自身与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关系之上。个人通过这个世界进行自我选择,然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才真正得以确立。

    精神分析将女性的本质界定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而存在主义却将本质界定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因此,存在主义者虽然能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之间达成某方面的一致,但是存在主义的女性观更强调女性对于人生的本真状态的追寻。

    因为这些“理论”完全不具有可证伪性,也就是说,没有验证它对错的方法,因此许多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女人的意识其实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处境,而这种处境又是由社会的结构所决定的。

    女人在父系的家中任由作为统治者的男人荒淫无度、肆意妄为。男人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性关系上也是如此。

    通奸维持着一个社会虚假婚姻所需要的伪善面容,也是虚假婚姻道德的一层面纱。为了报复随意出轨的男人,女人也会通过出轨来发泄自我被深深伤害和压抑的潜意识。

    但女人不仅只是男人的一个性伙伴、性欲工具,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实质上也是男人的另一种写照,因为,男人在按照自己的观念寻找期望中的女人时,寻找的其实是男人自己的内心。

    而女性割礼这一做法的依据是:原始宗教的禁欲戒律认为“女子两腿之间有肮脏的、致使男人堕落的东西”,认为“女子不应该对性有兴趣,这是恪守贞操的根本”

    女人负责生育,男人努力实现平衡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生命本身并不是最高的价值,生命应当为一个比它更高的目的服务,才能真正体现生命的意义。女人之所以被剥夺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因为女人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她只能局限在家庭的种种琐事之中,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参与集体的远征

    通过原始的游牧社会,男人的活动战胜了生命本身错综复杂的力量,征服了自然,同时也奴役了女人。

    在农业社会,集体的结构与游牧社会不同,女人往往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威信。这种威信通过孩子的重要性得以解释,这种重要性建立于土地劳动基础上的文明中

    父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胜利不是偶然的结果,它并非通过暴烈革命实现的

    男人想办法让女人融入家庭,融入氏族,融入社会,让她屈从于男人建立的秩序,让女人在其中洗清自己原有的污秽。

    她们虽然在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但由于缺乏实际的权利和经济独立,她们总是被禁锢起来,她们的解放只是一种假象,她们的自由是空洞的。因为她们虽然表面上自由,实际上却什么也做不了。

    基督教教导女人应该克制谦让,并将此作为女人的首要品德,将这种品德的神圣性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之上。

    到了中世纪时期,女人被要求绝对地从属于父亲和丈夫。女人虽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是因为作为男人的财产和孩子们的母亲才受到保护。女人是一份财产,保护这份财产是应当的

    这些貌似对女人的重视和保护其实隐含着女人的相对价值,当一个女人不能证明自己可以做母亲时,她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整体上女人水平没有达到一个高峰的原因:不是女人在智力方面有缺陷,而是因为社会从来没有给予女人像男人那样相等的机会。

    女性主义运动就此随着时代的变迁转入近代历史的新潮流之中

    工业的突飞猛进,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已经大大超出了男性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数量,于是寻求女人的合作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19世纪,为女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革命。

    当女人在财产上不再依附于丈夫,那么在家庭中,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就是并列平等的,这种稳固性甚至比因孩子构成的关系更为可靠。

    男人要求女人成为生育、家庭劳务的工具,让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而大多数女人一直都是逆来顺受,从来不想做出任何反抗,而只是不断地克制自己,当她们试图进入男人的世界的同时,采用的思维和行动仍然与男人保持一致。

    对于女人而言,婚姻的负担远远比男人沉重。生育的束缚或许只能通过“节育”来减轻,但是这个负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减轻。

    这样的幻象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将女人自己的力量与利益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对于女人而言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因为它使得女人重新回到男人的附庸关系中去,这样的附庸关系其实并不能改变自身的状态,只是将自己作为男人摆弄的一件玩偶

    在整体上,现代女人仍然处于附庸的地位,女人并没有掌握自己的主权,并没有为自己而活,所思所想所做的其实仍然是这个男性社会全方位引导她的结果。

    正是在女人身上,男人寻找他自己。男人将女人看成自然,看成是自己的同类。但男人对待自然的感情是矛盾的。人开垦自然,但是自然也压垮他。人生于自然,但又死于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的源泉,也是他必然的归宿

    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它通过女人而存在。女人是男人行动和感情的实质,使得男人愿意忍受哪怕最残酷的沮丧,也不愿意停止对这个既可爱又复杂的物种的幻想。

    通过这样的方式,女人按照男人的欲望将自己重新塑造,然而,女人没有明白的是,越是让自己按照自然的方式装扮自己,越是将自己精雕细刻,越是使自己秀色可餐,其实就越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男人理想中的肉欲对象。这种对自然的美的爱好,只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形式。

    人的肉体本身是忧郁的,男人即使在情人的怀中,也无法找到彻底的平静。“欲望—满足—厌倦”始终贯穿男人的一生。在男人的体内,始终感到性欲的需要,这种需要类似于饥饿或干渴,令他的整个灵魂始终躁动不安

    女人的魅力就在于此。女人也许比男人更清醒,更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所在,这也是女人的痛苦与智慧所在

    在很多文学家的作品当中,他们对女人的描绘反映出重要的集体神话:女人总是作为肉体出现的:男人从母亲的肉体中出生,又在情人的怀抱中重生。

    赐予平等、灵魂伴侣等女人在人间唯一命运的人,总是男人。不管男人怎样改头换面赐予女人许多美丽的词汇,不管男人怎样希望在女人身上寻找到自我,前提是女人能同意充当男人附庸的严酷考验,男人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归根结底,男人们总是要求女人忘却自身,贡献自己的身体和爱情。

    描绘女人的神话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而言,女人的神话总是一种静止的神话。

    父权制就这样规定了女人内在性的命运,但是内在性并不是女人应有的命运,就像奴隶并不天生应当做奴隶一样,女人的内在性是男人赋予的,是男人想一直拥有女人对他的忠诚,绝对的忠诚。

    虽然,盲目地忍受奴役比为自由而挣扎容易,但再回到过去或者期待自然的解放,总是不现实不可靠的。她们需要在这个时代中为自身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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