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记（记熟）应当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你应当引导学生，通过理解（认识）、弄懂大量的事实、事物和现象以后再进行识记。不要让学生去记诵那些还不理解、没有完全弄懂的东西。
思考和熟记的统一表现得越鲜明，学生的知识就越自觉，他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就越强。
如果学生的脑力劳动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那么数字也会有助于儿童掌握历史，历史也会促进数学才能的发展。
——《给教师的建议》之《怎样把学生从事实引导到抽象真理》
我们反复强调：教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做良师时别忘记了做“益友”，在做益友时别忘记了做“良师”。
合格教师是一回事，优秀教师又是一回事，我们尊重并允许教师对自己的事业提出不同的追求目标。如果有的教师不想做学生的朋友，而只想把教师当成一门谋生的饭碗，只想严格遵守教师规范就可以了，这应该受到尊重，因为如果把提倡当成强迫，必然导向道德专制。但同时，如果也有许多教师不满足于此，还想把教育当成从中体验生命幸福的事业，并在教育实践中，不但传授知识还走进学生的心灵，真诚地与学生交朋友，这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如果连这样的追求都要受到指责，这种指责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呢？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
陶行知说：“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您若变成小孩子，并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变成了真正的先生。”
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们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们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是他们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我坚定不移的认为：作为职业规范，我们不强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做学生的朋友，但对于把教育看作“人学”的教师来说——
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
——《我这样做班主任》之《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
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
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作贱。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走了，落下那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争捡个不亦乐乎。这行动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圆看笼中动物的神气。
我们失去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纳妓宿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像官倒爷那样贪婪而嗜药成性。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得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差不多认得了谁是谁的父母和儿女。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自在独行》之《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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