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来源：下载的mobi
豆瓣评分：7.8（4613人评价）
终于有幸能够系统的了解腾讯的发展史，唯一缺憾的是少有第一视角的描述，也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够读到腾讯五虎或者张小龙写的书，这恐怕也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商业哲学环境下，内容属性上的本质差别
摘录：
这是2011年11月的傍晚，我与马化腾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门口，临分别前，他教我下载微信，并用“摇一摇”的功能“互粉”。此时，腾讯与奇虎360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刚刚尘埃落定，而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正为争夺用户打得不可开交。马化腾告诉我，微信是腾讯新上线的一个产品，已经有3000多万的用户，并且每天新增20万。“因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语调低沉，不容置疑。
在与马化腾此次见面的两个月前，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到杭州，我们在龙井村御树下喝茶，他们希望由我来创作一部腾讯企业史。“我们保证不干涉创作的独立性，并可以安排任何员工接受采访。”我得到了这样的承诺。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访谈了60多位人士，包括副总裁级别的高管、一些部门总经理以及退休、离职人员，查阅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文件，此外还走访了互联网业界的从业者、观察家和腾讯的竞争对手。
“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呢？”所有接受我访谈的马化腾的中学及大学同学、老师，无一例外地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就连马化腾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将创建一个“大企业”。他与创业伙伴张志东曾规划，到第三年的时候，雇佣员工人数将达到18个。当OICQ——也就是日后的QQ上线时，他们把用户的极限值设定为10万人。马化腾还几次三番想把公司卖掉，却没有人愿意接手。
不过，马化腾最幸运的是，他身处在一个“大行业”和“大时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在描述铁路和电报的商业意义时说：“任何能打破对于人、产品和信息的时空限制的新发展，都会对商业运作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经济显然是一个与铁路和电报同等重要的商业发明，它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的20年后，搭上了互联网经济的第一班列车——如果美国是这列火车的车头，那么中国则是挂在后面的第二节车厢。我们可以说，中国是在互联网运动中受益最大的国家。
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代创业者，与之前的农民办企业、“城市边缘人”经商以及官员下海不同，马化腾创办腾讯，更大的驱动力来自于兴趣，他对信息技术拥有与生俱来的热情。深圳是中国第三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城市，而马化腾是全国最早的几百名网民中的一位，并且管理过一个名气不小的站点。马化腾和其他四位创业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们对互联网——而不是金钱本身，有着宗教徒般的狂热。
而腾讯在资本市场上的战略布局，应归功于腾讯总裁、前高盛人刘炽平。从2011年开始，腾讯一改之前的投资策略，开始用资本手段实现结盟式的开放。微信的崛起让刘炽平握到了与所有渴望流量的互联网巨头们谈判的筹码，腾讯相继入股大众点评、京东和58同城等公司，与咄咄逼人的阿里巴巴进行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竞赛。在双寡头式的战备较量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筑起高高的城墙，挖出宽宽的护城河，用马化腾的话说，“以遏制或钳制对手的过分逼近”。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这场嬉皮士运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很快画上了句号。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却如幽灵一般难以散去，它长久地在音乐、电影及装置艺术领域徘徊，而那些吸食过大麻的工程师们则将它带进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们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术打碎亨利·福特们所铸造的机器王国。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响的乔布斯所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世俗的商业社会。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跃的评论家洪波所观察到的，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资本的舞台，所以互联网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关注过。
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20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灭了，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包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来的互联网，在中国可谓“魂不附体”。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它们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国首富”。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寻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1986年4月11日，时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着绚烂而神秘的长尾巴，准时地重新出现在地球的上空。在那个早春之夜，世界各地无数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国南部的新兴海滨城市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15岁初三学生宣称他是全校第一个看见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现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这样对我说。马化腾当时是深圳中学天文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课外兴趣小组。
马同学之所以能够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对天文有特别的爱好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学更高级的“武器”。就在14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家里索要一台准专业级、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那要花他父亲将近4个月的工资。“他当时非要不可。我们不肯买，太贵了，要700多元，他就写日记，说我们扼杀了一个科学家的梦想。他妈妈有一天翻他的书包读到了这篇日记，我俩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买了。”父亲马陈术日后回忆说。
马化腾这一代中国人成长在一个紧张而剧烈变动的时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岛东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务局的职员。在户口簿的籍贯一栏，按惯例随父亲填的是“广东省潮阳县（旧称）”。他有一个年长4岁的姐姐。
就在马化腾出生前的一个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国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丑闻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几乎预示着一个封闭时代即将落幕。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两个分别代表了古老东方和新兴西方的超级大国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敌对状态。马化腾5岁的时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世界；又过了两年，74岁的邓小平获得实际的领导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为了吸引外资，务实的邓小平选中远离北京、有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1979年1月，宝安县（旧称）南头半岛最南端、与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亩荒地被选定为第一个可以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业区，这便是日后名声显赫的蛇口工业区。同年3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国务院确立为四大特区，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国家投资和国际资本被引导到这些南方地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就这样被强行启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在半推半就中走向开放。
为了培养儿子的科学兴趣，马家订阅了《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杂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马化腾在其中读到一篇讲述如何用各种镜片制作天文望远镜的文章，就缠着妈妈买了一套镜片回来，动手做了一台简陋的望远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远镜的特点是：焦距越大，视野越小，望得越远。面对远处的未知迷雾，人们很难摆脱短视的袭扰，而只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点，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很多年后，我与马化腾聊起他的这个爱好，他突然说：“互联网是不是很像一个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马化腾是初二时转入深圳中学的。那时的他个子只有一米四十一，在13岁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级的第一排。同排有一位同学叫许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母刚刚从天津迁来的。
那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学初一年级原本招八个班的学生，后来不得不扩招了两个班。这两个班的学生讲的大多是普通话，而前八个班的则讲广东话——他们自称为“白话”，在那里还有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张志东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陈一丹一家1981年就来到了深圳，父亲是广东省汕头市田心镇人，后来成为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马化腾在初中时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许晨晔、张志东和陈一丹这些人都学“奥林匹克数学”，只有马化腾参加的是天文兴趣小组。进入高中后，马化腾、许晨晔和陈一丹被分在了一个班里。到了高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马化腾和许晨晔还在一起，陈一丹则跟张志东在另一个班。
陈一丹回忆那时与马化腾的交往：在高中时，他们一起背圆周率，相互比赛。到了课间，他们就在走廊上面对面地站定，开始轮流背，今天你比我多背两位，明天我比你多背两位，后来大家都能背到小数点后100位。他们还曾经一起集过邮，互相帮着买邮票。
高佳玲是马化腾的高中班主任，在这位数学老师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位学习很认真的乖学生：“与同学关系很好，很会团结人，没有旷过一次课，作业本总是很整洁的样子。不过，更深的印象却是没有了。”
到了高中，马化腾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很多年后，许晨晔说起这事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原来跟我一排的，后来越长越高，越坐越靠后。”隔壁班级的张志东则长成了一个硕壮的小男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冬瓜”的外号。
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之中。在他的中学时期，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时不我待”，老师们以无比急切的口吻告诫年轻人，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1989年，是马化腾考大学的那一年。那年6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高考在7月7日至9日如期举行，但是空气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所以那年，深圳高考考生的第一志愿大多填的是深圳大学。马化腾的高考分数是739分（满分900分），高出重点线100多分，按这个成绩本可以进北京的清华大学或上海的复旦大学。
因为深圳大学没有马化腾最感兴趣的天文系，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进入了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专业。与他一起进这个专业的还有许晨晔和张志东。许晨晔还跟他分在了同一个寝室。这个班共有36名学生，除了一个保送生，张志东的考分最高，马化腾的成绩排第三。
据讲授计算机汇编语言课程的胡庆彬老师回忆：“马化腾这一届是深圳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一届，生源特别好。他们这一个班，没有人挂过科——这在深圳大学之前、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的。马化腾等人很优秀，基础好，后来做出这样的事业，我一点都不惊讶。就是不创办腾讯，他们也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黄顺珍是马化腾的大学班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从留存至今的成绩单上可知，马化腾那门课的考试成绩是86分，黄老师给了总评88分，而张志东的总评是全班最高的92分。黄顺珍讲述了两个细节：“作为班主任，我每周要到宿舍巡视一次，每次去，都会看到马化腾在看书或者做计算机操作。他和张志东等一些同学的家庭条件好，都自己配了电脑。而其他人都在聚堆聊天或者做其他的事。有一次，马化腾交上机实验报告，在写自己名字时，搞了一点小创意，他用软件为自己的‘马’姓设计了一个奔腾形状的字体，看上去很漂亮，然后又在后面手写了‘化腾’两个字。理工科学生很少有这样的创意，这让我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马化腾把很多精力花在了C语言的学习上。这是1972年由美国的丹尼斯·雷切尔设计发明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具有绘图能力强、可移植性好等优势，并具备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世界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在操作系统和系统使用程序以及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场合，C语言明显优于其他高级语言。马化腾日后对我说：“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他还说：“在技术上，我的算法不是太强，那需要数学很强的人才可以。但是我做应用比较强，就是我知道如何把一个产品实现出来。”相对于马化腾，他的同班同学、“冬瓜”张志东则更精于算法。
除了C语言编程之外，马化腾在技术上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图形化界面的程序编写。
当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DOS程序，微软的Windows还没有进入国内，马化腾能够在DOS系统下做出类似Windows的图形化界面。“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尝试，我在书上找到一些基本元素，然后在上面不断搭建，形成了自己的图形化界面技术。”
到了大学四年级，学生们要到一家企业去毕业实习。马化腾去的是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南方技术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公司。它创办于1990年，是中国第一家以“电脑网络”命名的企业。在中国网络发展史上，它拥有4项显赫的纪录：最早的电脑网络通信系统集成公司，最早应用数字数据网络和帧中继技术的公司，最早在异步传输网络上实现图像、语音和数据综合传输应用的公司，以及中国证券电脑网络的首创者。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脑网络设计和主要建设单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自动撮合网络交易系统便是由其设计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股票市场如火如荼，成了财富聚变的巨大游戏场，黎明网络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当时的股票热潮中，全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炒股软件，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马化腾的产品正是其中之一。不过，由于其采用了非常独特且图形化的设计，所以，即便是在程序员云集的黎明网络公司，仍然让人眼前一亮。公司找到这位实习生，提出要购买他的这套软件。马化腾咬咬牙，小心翼翼地开出了5万元的价格，这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3年的薪水，没想到，对方没有还价就一口答应了。
马化腾的求职经历很简单：1993年3月的一天，在黎明网络公司实习时，他到华强北的一家计算机书店淘书，正巧碰到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同学，他已被润迅录用。同学告诉马化腾，润迅正在招软件工程师，可以去试一下。马化腾就过去了，他向招聘的人展示了自己设计的那个股票行情分析系统，第二天就被通知录用了。
马化腾在这家传奇性的企业里一直工作到1998年年底，见证了它兴衰的全部过程。他刚入职的时候，在研发部门写寻呼系统的软件程序，月薪为1100元；后来转到业务部门，参与各地的寻呼台建设，从寻呼系统的开发到发射器安装，负责软件编写和网络实现，月薪也渐渐涨到了8000多元。
在玩了将近半年后，正在兴头上的马化腾决定自己搞一个站点。1995年2月，他开通了惠多网的深圳站，起名为ponysoft，Pony是马化腾的英文名，中文翻译为“小马驹”，这个站也被叫作“马站”，它的编号是655/101，655是中国区的区号，101则是“马站”的站号。
“马站”创办的时候，全国的惠多网站点总共不到10个，其中北京有两个，南京、上海和广州各一个，活跃用户总计100人左右，其中便包括了很多日后在中国互联网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这些站点中，“马站”也许是最为豪华的一个：马化腾在家里拉了4条电话线，配备了8台电脑，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接受4位用户的传送申请。当时，国内的电话初装费非常昂贵，需8000元一架。马化腾的姐姐在电话公司上班，申请了半价优惠，但设备添置和使用费还是花了马化腾将近5万元，相当于把出售股票行情软件的全部收入都投了进去。
从买700元的望远镜到花5万元建惠多站点，隐约可以读出马化腾的某些天性：这位看上去文静柔弱的南方书生其实有一种敢于舍得并冒险投入的决绝禀赋，它来自于潮汕人的传统天性。
马化腾还兼任了《计算机世界》报在深圳的通讯员，他写了一篇报道《BBS与惠多网》，简单地描述了惠多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还把全国11个站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公布了。在马化腾等人的推动下，惠多网的站点越来越多：1996年年初，求伯君在珠海架起了“西线”站点；同年5月，雷军在北京创建了“西点”站点。
腾讯的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比马化腾出名还要早，他因独立写出Foxmail（1997年1月面世——编者注）而被人们看成南方最好的程序设计员。他对我回忆了第一次知道马化腾的细节：“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一位用户的邮件，对Foxmail的设计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外部人很难观察到。我有些吃惊，他说他叫Pony，在经营一个站点。”
马化腾日后被称为“中国第一产品经理”，他的产品意识以及对用户体验的理解，最早都是在“马站”时期形成的。
1995年4月，马化腾在深圳接待了一位叫丁磊的浙江宁波人。丁磊的身材与马化腾差不多，都有一米八左右，更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1971年的10月。与马化腾的俊秀长相不同，丁磊有一双鼠标般灵活的小眼睛，生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脸。
作为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马化腾有义务接待南漂到深圳的惠多网网友。而此时的丁磊正是一位迷茫的无业青年。他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主修微波通信专业，辅修计算机。这是一位对电脑有狂热爱好和超人直觉力的技术天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打算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电脑企业。在大学同学录上，有同学给他留言，“希望丁磊早日实现拥有自己的电脑公司的愿望”。大学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宁波的电信局当一名工程师，在机房里，他成为惠多网最早期的前100名用户之一。与马化腾不同，他没有开一个自己的站点，而是利用电信局免费的线路资源，成为一个“中继器”，帮助各地的网友交换信包。也正是在那时，他知道了深圳的马化腾。
到1995年的春天，丁磊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平淡而乏味的生活，他决定“开除自己”。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决，“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他孤身一人跑到热浪滚滚的南方，到处乱逛，拜访了几位网上已十分熟稔却从未见过面的网友，他想看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稀奇的想法。在深圳，他遇到了同样焦躁而找不到方向的小马站长。这年5月，丁磊加盟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Sybase的广州分公司，成为一名技术支持工程师。
就在那年4月，一个叫马云的31岁大学外语教师在浙江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它于5月正式上线，自称是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马云想要创造一个面向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赚钱的方法是鼓动企业把自己的商业信息挂到网上。
7月，已经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碰到同校的尼葛洛庞帝，一下子被互联网迷住了。他决定放弃当一个“李政道式的物理学家”的理想，投身于更让人激动的“数字化生存”。在尼葛洛庞帝的协助下，张朝阳融到了100万美元，于这年年底回到北京，想做一个叫中国在线（China Online）的项目。
即将成立的新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公司去登记注册的时候，马化腾和张志东都还没有办完辞职手续，所以董事长的名字写的是马化腾的母亲黄惠卿，尽管她从来没有到过公司。
在注册公司名称时，决定都取“讯”作为尾缀，表示与“通讯”有关，而前缀的选择则发生了一些周折。马化腾回忆说：“最早想出的名字叫网讯，就是网络通讯的意思，最直接，最简单，第二备选的是捷讯，第三个是飞讯，第四个名字才是腾讯。工商登记是我父亲替我跑的，他回来说，前面几个都登记不下来，就‘腾讯’可以。我想，有我的名字太个人色彩了，不太好。但父亲说，就是这个了吧，要不然就注册不下来。于是就叫腾讯了。”日后有人推测，“腾”取自马化腾的名字，“讯”则与“润迅”有渊源，也是八九不离十的解释。
腾讯的创办日被确定为1998年的11月11日，但事实上，并没有“正式”的那一天，自1998年春节后一直到下一年年初，马化腾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是在忙乱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生活如一条大河，所谓的“源头”都是后来者标示的产物。
从1998年到1999年，有三个人先后进入了网络游戏领域。1998年6月，开发了汉化中文平台系统UCDOS的鲍岳桥在北京创办了联众游戏，它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棋牌游戏网站。1999年8月，只读了两年大学就退学的朱骏在上海推出娱乐型社区Gamenow，后更名为“第九城市”（简称“九城”）。11月，1973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陈天桥拿出50万元积蓄在上海创办盛大网络，开始运营一个叫“网络归谷”的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在日后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最赚钱的业务，不过在当时却是“主角旁边的花脸小厮”，一点都不被看好。
电子商务领域的尝试也各有千秋。1998年6月，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代理销售光磁产品，后来转型为电商。1999年3月，马云以仅有的50万元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中小外贸企业服务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阿里巴巴。几个月后，这家不知名的中国网站就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电子商务网站，《福布斯》派出记者追踪到杭州，终于在一个叫湖畔花园的住宅小区里找到了这间小公司。6月，瞄准旅游业的携程网诞生了，它的4位创办人是当时创业者中身份最为显赫的：沈南鹏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的总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季琦创办过一家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总经理。11月，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从事网络图书销售的当当网，它的模式完全是照着美国亚马逊网站复制的。
在搜索领域则出现了百度和3721。1998年10月，北京方正集团的软件工程师周鸿祎开发出一种支持用户通过中文找到自己要到达网站的软件，他在自家的小屋里创办国风因特软件公司，公司网站名为3721，取自谚语“不管三七二十一”，颇有我行我素的意思。周鸿祎出生于1970年，日后将成为马化腾最棘手的敌人之一。1999年年底，在美国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彦宏回国创办百度公司，那时的他已是硅谷小有名气的搜索技术专家。“百度”的取义来自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中国企业史上，出现于1998年至1999年的这些互联网创业群体是前所未见的一代，他们组成一条喧嚣而璀璨的星河，隔出了一个新的企业家世代。
首先，他们非常年轻，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及70年代中前期。这是当代中国的“黄金一代”，他们大多数受过正规的学历教育，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不少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甚至毕业于全球最好的大学。他们的朝气及学识远非之前的、出身于乡村或城市底层的草根创业者可以比拟。
其次，这些创业者置身于一个横空出世的信息产业之中。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全球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权贵关系可以凭借，也无须与政府进行任何的寻租博弈，而且一开始，他们就把陈腐而霸道的国有企业集团逐出了竞争圈。因此，这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是在阳光下创业的一代。
致命的问题是：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移动手机的日渐普及，寻呼机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落伍的通信商品，全国几乎所有的寻呼台都停止了扩张和投入。摩托罗拉公司曾是中国传呼机市场的主宰，最旺销的时候，一只摩托罗拉寻呼机可售3000元，其中国合资公司的年利润达到惊人的3亿美元。可是到1998年年底，摩托罗拉的寻呼机部门被整体裁撤。这是一个正在陡然下滑的市场，人们在惊恐中等待行业消失的一天。在行业的重大转折点上，马化腾站在了落后的一边，他所提供的软件产品看上去与最时髦的互联网搭上了边，但是，显然无法真正挽救寻呼机被抛弃的命运。
正沉浸在创业激情中的马化腾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自称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喜欢冒险”的人——这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完全不同，所以，在开始筹划创办腾讯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业务了。有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单河北电信的生意，他们对马化腾的软件系统有兴趣，愿意出20万元一试。1998年的5月到7月间，马化腾跑了4次石家庄，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这让整个团队非常兴奋，也是促成公司正式创办的主要动因。
为了开拓业务，马化腾想办法弄到了一本“寻呼企业大全”，上面收录了上千个企业的地址和电话。他们就打印了一份业务信函，买了上千个信封，一一手写，然后寄出，每天巴巴地守株待兔。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沮丧。除了河北电信，全国再没有一家寻呼台愿意出20万元购买这套软件，马化腾的报价越来越低。陈一丹当起了业务经理，他回忆说：“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的寻呼台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们总经理在不在？’只要人家有点兴趣，就上门去谈，一般去两个人，我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业务经理，马化腾印的是工程师，人家一看就觉得挺专业的，好像我们背后有一支很大的团队，其实总共也就我们几个人。我们前前后后还是做成了十多单业务，不过价格越来越低，从20万元降到10万元，再降到8万元、5万元、3万元。这套软件的开发成本在3万元左右，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赚头了。为了多接活，我们什么都做，从网站设计、服务器存储空间和智能更新管理维护的全包服务，到简单的网页制作，有些单子价格只有5000元。最后，我们甚至连免费的都做过，因为想赚以后的维护费。”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的信息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
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
正如曾李青所预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在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在许晨晔的记忆中，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那次，大家争论得挺热烈的，说什么的都有，主要是一点也看不到赚钱的机会。而且，前面已经有台湾资讯人、网络精灵和飞华在做了，市场还需要第四个‘汉化ICQ’吗？但是，美国在线花几个亿买走ICQ又好像很给力。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听马化腾的。”
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
在早期腾讯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腾讯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OICQ的通信协议是不加密的，协议脆弱，明码传输，如果有黑客要捣乱，可以任意地调取用户的资料。后来，马化腾发现这是个问题，便命程序员黄业均开发加密软件。两个多星期过去了，马化腾想看看程序写到哪个阶段了，于是跑去找黄业均。黄业均正好出去打球了，不在座位上，桌子上倒扣着一本名叫《加密原理》的书籍。马化腾拿起书，翻过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黄业均正在读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什么是加密”。
坐在旁边位子上的吴宵光目睹了这一场景，在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他笑着讲述这件往事，然后说：“创业前几年，我们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不过在那时，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还能哪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恹恹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OIC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但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OIC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中国最成功的ICQ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
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
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则说IDG马上要签字了。“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须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他们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王树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因为要起草各种法律文件，而且公司的钱在境外，进入中国需要报批外管局，手续很复杂，至少要一个月钱才能到账。可腾讯这边等不及啊，于是我拜托广州的一个朋友，请他个人先垫资450万元给腾讯救急。”
投资协议是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曾李青督促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真的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2001年1月，一位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办公室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说叫网大为，是南非MIH中国业务部的副总裁，随同者是MIH投资的一家中国公司世纪互联的总裁。马化腾与曾李青第一次听到MIH这个名字。
在中国，了解MIH的人不超过100人。这是一家总部在南非的投资集团公司，是南非最大的付费电视运营商，当时是纳斯达克和阿姆斯特丹两地的上市公司，它多年在新兴国家投资新媒体，自称是“全球前五位的媒体投资集团之一”。1997年，MIH进入中国，参与投资了《北京青年报》和脉搏网。
网大为是在无意中发现腾讯的。“我每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去当地网吧逛，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玩什么游戏。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网吧的桌面上都挂着OICQ的程序，我想，这应该是一家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在2000年年底，我接触几家想接受投资的公司总经理，发现他们的名片上都印有自己的OICQ号码，这更让我激动，想要看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直觉是通往真理的一条捷径。网大为在直觉的引导下找到了赛格科技创业园东栋四层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坐在电脑前，让网大为看QQ（此时新版本上线，OICQ已经改名QQ——编者注）的用户增长曲线，告诉他，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约有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城市的人口。而腾讯与中国移动正在进行的“移动梦网”计划，更是让网大为隐约看到了盈利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
双方很快进入实质性谈判。网大为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腾讯的估价为6000万美元，MIH愿意用世纪互联的股份来换；第二，MIH希望成为第一大股东。
对于这两条，几位创始人当即表示不同意。在股份比例上，他们的底线是绝不放弃控制权。不过，让他们高兴的是，“至少第一次有这么高估值的价格出来了”，腾讯的估值比一年前整整高出了11倍。
两个月后，网大为做出让步，MIH的投资将全部以现金支付，不过，在股权比例上，希望得到腾讯的帮助。
IDG听到MIH的报价大喜过望，仅仅投资不到一年的项目，竟能得到11倍的退出溢价，这在互联网大寒冬中是不可思议的战果。IDG北京总部同意出让所有20%的股份，可是深圳的王树却提出异议，在他的坚持下，IDG出让12.8%，保留了7.2%。
盈科方面却犹豫再三，它既不想追加投资，也不愿意出售股份，MIH“哄抬物价”让它进退两难。马化腾与曾李青前往香港同“小超人”李泽楷见面。
“那天，‘小超人’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曾李青回忆说。到2001年6月，盈科因收购香港电讯举债过多，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这才不得不将全数20%股份售予MIH，套现1260万美元。
就这样，峰回路转、让人窒息的腾讯股权交易案尘埃落定。偶然闯入的MIH以32.8%股份成为腾讯的第二大股东。腾讯估值为6000万美元，与新浪在纳斯达克的融资额相同。获得投资的腾讯从此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扰。
在公司决策上，腾讯形成了总办会议制度。每两周召开一次，参加者为5位创始人和各核心业务部门主管，人数为10～12人。这个人数规模一直没有被突破，一直到2013年，腾讯的总员工人数已超过2万人，总办会的参与者也不过16人。
总办会是腾讯最为核心的决策会议，马化腾要求所有与会者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都务必前来参加。每次会议都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一般都要延续到凌晨2～3点，因此是一种非常考验体力的马拉松会议。
“Pony喜欢开长会，每一个议题提出后，他都不会先表态，而是想要听到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意见，所以会议往往开得很漫长。”好几位与会者对我透露过开会的情景。“在总办会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决议都是在午夜12点以后才做出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太疲劳了，常常有人大喊‘太困了，太困了，快点定下来吧’，然后就把一些事情定了下来。”
一个比较特殊的惯例是，腾讯的总办会没有表决制度，根据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奚丹等人的记忆，“十来年里，没有一次决策是靠表决产生的”。在部门业务事项上，相关责任主管的意见很受重视，“谁主管，谁提出，谁负责”。在关系到公司整体战略的事务上，以达成共识为决策前提，若反对的人多，便会被搁置，而一旦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反对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马化腾并没有被授予“一票赞同”或“一票否决”的权力，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折中者。
刘炽平对互联网业务非常娴熟，对中国市场也很熟悉。他从小在香港长大，1991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他当年有一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朋友谢家华，后来创办了网络鞋店Zappos，被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硕士毕业后，刘炽平先在麦肯锡工作，1998年入职高盛亚洲。在高盛期间，他参与了广东粤海集团重组案，中间涉及100多家债权银行、400多家公司。刘炽平在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亲自跑了20多家公司，“我对中国企业的认识都是在粤海重组案中得到的，做完这个项目，基本上再做任何项目都觉得容易了”。
与刘炽平见面时，马化腾对他的第一个观感是，“他是我见过的香港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一位”。此外，刘炽平的名片上居然有一个QQ号，这让马化腾感觉很亲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刘炽平提到的两点建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刘炽平直率地认为，腾讯现在的收入过度依赖“移动梦网”业务，“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业务模式，会让投资人觉得腾讯缺乏可塑性，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想象力。所以应该在公开募股的时候，强调网络效应，发掘即时通信工具的发展潜力”。刘炽平的这一观察，顿时让马化腾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快感，就在那一时期，他力排众议，冒险进军网络游戏和新闻门户，正是基于对这一隐患的担忧。
其次，刘炽平提出，在公司的估值上不妨保守一点，与其一下子就把市值飚得太高，倒不如慢慢地把公司的价值做出来，让那些购买了腾讯股票的股民能享受到增长的福利。马化腾回忆说：“他的这个想法也与我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之前见过的投行，都给出了很进取的估值建议，让我们觉得有被忽悠的感觉。”
刘炽平的平实姿态，让马化腾最终下决心将上市的事务交给高盛，并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投行经理颇有认同感。
在谋划上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选择曾引起不小的争论，那就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上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那里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的摇篮”，之前的“三巨头”新浪、搜狐和网易无一例外都在那里登陆资本市场。然而，刘炽平却提出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建议，他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腾讯的商业模式在北美找不到一个可类比的标杆企业，美国的所有即时通信工具，从ICQ到雅虎通，再到MSN，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也均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波士顿六号公路，而全世界其他地方无非都是对美国式创新的一种回应，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谓的“世界的时间”。现在，腾讯讲了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他们也许不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买单。这是纳斯达克的悲哀。
第二，香港更接近腾讯自己的本土市场，香港的分析师和股民显然比美国人更了解腾讯。理论上，一家立足于服务大众用户的公司，它的上市地点越贴近它的本土市场，公司价值就反应得越为真实。香港联交所对互联网公司的估值肯定没有纳斯达克高，但是发生股价大起大落的情况也比后者要少，对于追求持续增长的腾讯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第三，在香港上市还会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红筹股，在未来有可能回归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最了解腾讯的，始终是它的亿万用户，可惜在当时，内地的证监当局对互联网公司视而不见，关闭了申请的窗口，在刘炽平看来，这是一种与纳斯达克相映成趣的偏见。
除了这三条与市场有关的理由之外，最终让马化腾下决心选择香港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员工期权的兑现。腾讯在创办后不久就向早期的核心员工承诺了期权，马化腾想要以较低的价格在上市前完成购买，可是这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会被看成是一种“降低公司利润的不恰当行为”，而在香港，这一做法则是被普遍认可的。在马化腾看来，后者的规则对员工更为有利。
据刘炽平的回忆，在上市地点的选择上，腾讯高管内部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而最终，马化腾拍板接受了高盛的建议。
自2005年5月MSN中文网上线之后，9家合作伙伴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按照广告收入的分成原则推算，到年底MSN平台的广告营收大致在7000万元左右，这几乎相当于当时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合作伙伴的数量也逐渐增加至20多家。然而，跨国企业的“大公司病”很快就让罗川和熊明华举步维艰，越来越难以支撑。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策略，处在品牌高位的MSN只需将腾讯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上一遍，就可以夺走大半的市场份额——这正是腾讯后来屡试不爽的战法，可惜，罗川和熊明华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首要的问题是，指挥体系的紊乱。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微软管理体系内部，罗川的市场部门与熊明华的研发中心分别向两个大区上司汇报，两人之间毫无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上，MSN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负责人。熊明华团队承担了很多的研发任务，为中国版MSN的技术开发只占了其1/5的工作。尽管北京的微软中国高调推出MSN，可是西雅图的想法却未必如此，此时的比尔·盖茨与鲍尔默正全力以赴应对与谷歌和美国在线的战争。由于中国区的业务只占到微软全球业务的2%，而MSN又是一个子工程，西雅图几乎没有任何精力看上海美斯恩一眼。作为区域市场的一个部门总经理，罗川的权力十分有限，根据上海美斯恩的内部报告，即使是总经理，其大多数职能都必须在微软的全球体系里层层上报审批，可自行批准的项目仅限于“总付款金额等于或少于50万美元”的合同。
如果说腾讯将它与MSN的竞争视为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在微软看来，这连战役都算不上，顶多是一场无关痛痒的局部战斗而已。
其次，微软的全球开发模式很难适应区域性的市场竞争。
MSN的技术研发方向被微软总部控制，是全球一盘棋，针对中国市场的本地化考虑并不多。对于MSN每一项功能的开发，都需要提交到美国总部论证，而各国环境差别极大，作为一个亚洲的区域市场，中国区提出的需求总是无法排上队。这无疑是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性市场里的经典型困境。
譬如，离线消息的功能。中国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早在2005年年初就提出了这一需求，可是连递交到决策会上讨论的资格都没有。经无数次的争取，一直到2008年，微软总部才批准开发，而此时战斗早已落幕。
再譬如，类似于QQ秀的虚拟道具功能。MSN在韩国的版本已有了完全相同的功能，可是，MSN在韩国是与当地一家公司合资运营的，因版权的谈判旷日长久，导致迟迟无法引入中国区。这种开发机制上的迟滞和羁绊，让MSN在用户体验和增值服务的创收上始终棋落一着。
与QQ相比，MSN受到的最严重的诟病是，大文件传输功能的落后。在几乎所有的BBS讨论区里，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们都在讥笑MSN，而很多商务人士弃用MSN也大多是因为这一刚性需求无法满足。对此，熊明华显得无可奈何。
“微软的工程师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个功能。问题出在MSN将所有的用户数据都放在美国的服务器里，而中国政府则对此非常不满，这直接导致我们在与各地的数据中心谈判时，很不顺利。一些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的电信部门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或提出很多限制条件，而外资公司则不被允许在中国独立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其后果就是，MSN的数据通过各地电信的服务器中转时，效率非常的低下。”
就在2009年的春节前后，汤道生发现在校内网上有一款中国人自主开发的游戏《开心农场》突然火爆起来。它的玩法既简单又有趣，用户扮演一个农场的农场主，在自己农场里开垦土地，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同时又可以去偷取别人的果实。
这款游戏由上海一家名为“五分钟”的大学生创业公司开发成功，于2008年11月在校内网上线，仅一个星期就挤进了校内网的插件应用前10名，到圣诞节前后，当天日活跃用户数冲破10万，两个多月后又快速突破了100万。在2009年2月，开心网也推出了《开心花园》，进一步将“偷菜种菜”的热浪继续加温。
“QQ空间与Facebook或校内网不同，它不是一个开放平台，不过我们可以与‘五分钟’合作，将这款游戏引进到QQ空间。然而，一个最让人烦恼的问题是，腾讯已经有了游戏部门，如果我们也插足游戏，会不会导致业务分工的紊乱？”这是汤道生当时最大的担忧。
4月的一天，汤道生与同样焦躁不安的郑志昊困坐在办公室里，面面相觑。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随着农场游戏的持续升温，开心网和校内网的用户活跃度迅猛提高，QQ空间明显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郑志昊对汤道生说：“我们就试试吧。”
汤道生用不熟练的普通话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腾讯的谈判代表就出现在了“五分钟”公司CEO郜韶飞的办公室里。之后的几天，双方就《开心农场》入驻QQ空间的细节进行了谈判。
腾讯提出三种合作方式：一次性购买代理权；全部收入按比例分成；腾讯承诺保底收入，一定基数之后实行封顶。郜韶飞选择了第三种方案，日后来看，这是郜韶飞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那么疯狂。”这位年轻的创业者说。
马化腾自陈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用以推动迭代进化的办法，就是亲自参与几乎所有的产品研发，然后用发邮件的方式下“指导棋”，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邮件狂人”。
所有接受我访谈的腾讯人都对马化腾的“发邮神功”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思议。腾讯以产品线超长著称，但是马化腾几乎能关注到所有迭代的细节。
曾主持QQ空间开发的郑志昊告诉我，马化腾与他的团队的邮件往来起码超过2000份；2007年，张小龙主刀QQ邮箱的改版，这在当时的腾讯体系内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产品，而马化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与他的团队来往了1300多份邮件。
一位程序员对我讲述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做了一个PPT，后半夜两点钟发给了马化腾，本想洗洗睡了，没料到过了20多分钟，马化腾就发回了修改建议。曾主管QQ会员业务的顾思斌回忆说，马化腾对页面的字体、字节、大小、色彩等都非常敏感。有一次，他收到一份邮件，马化腾指出两个字之间的间距好像有问题。
有一个在腾讯人中流传甚广的段子是：一天早上来到公司，发现Pony凌晨4点半发的邮件，总裁很快回了邮件，副总裁10点半回，几个总经理12点回复了讨论结论，到下午3点，技术方案已经有了，晚上10点，产品经理发出了该项目的详细排期，总共用时18个小时。张志东因此认为：“腾讯的产品迭代就是一个被马化腾的邮件推着走的过程。”
我曾请教马化腾：“那么多的产品，你是如何做到了如指掌的？”
他的回答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
其一，像普通用户一样，每天轮着使用每一个产品。
“发现产品的不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天天用你的产品。产品经理只有更敏感才能找出产品的不足之处。我经常感到很奇怪，有的产品经理说找不出问题。我相信，如果产品上线的时候产品经理能坚持使用三个月，一定会发现不少问题。而问题是有限的，一天发现一个，解决掉，你就会慢慢逼近那个‘很有口碑’的点。不要因为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就不去做，很多好的产品都是靠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我们的领导不仅仅要安排下面的人去做，而且一定要自己做。这些都不难，关键要坚持，心里一定要想着‘这个周末不试，肯定出事’，直到一个产品基本成型。”
其二，经常到各个产品论坛去“潜水”，听到不同的声音和反馈。
“从哪个地方找问题呢？论坛、博客、RSS订阅啊。高端用户不屑于去论坛提出问题，我们做产品的就要主动追出来，去查、去搜，然后主动和用户接触，帮助解决。有些确实是用户搞错了，有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心态要很好，希望用户能找出问题我们再解决掉。哪怕再小的问题，解决了也是完成一件大事。有些事情做了，见效很快。要关注多个方面，经常去看看运营，比如说你的产品慢，用户不会管你的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差或者其他原因，只知道你的速度慢。”虽然公司没有明文要求，但是腾讯的工程师都形成了一个习惯：每两个小时轮流监测、回复网上出现的用户意见。
在马化腾的推动下，腾讯形成了一个“10/100/1000法则”：产品经理每个月必须做10个用户调查，关注100个用户博客，收集反馈1000个用户体验。
用马化腾自己的话说，“这个方法看起来有些笨，但很管用”。
张小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2005年3月，Foxmail被腾讯全资收购后，马化腾请他聚餐，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2012年，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小龙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并购洽谈期间，腾讯的人，包括张小龙自己，都不太明白马化腾为什么要收购Foxmail，即便在一起吃饭了，也不太方便询问。然而，马化腾说的一句话却让张小龙印象深刻，他说：“Foxmail的体验做得特别好，我们自己也做，发现怎么都做不好。”
张小龙对我说：“那时还很少有人谈用户体验，当Pony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说Foxmail的体验做得好呢？我自己是做软件的人，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后来进入腾讯，才渐渐知道并不是所有做软件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而我在做Foxmail的时候，不自觉地模拟了用户行为，只是当时不知道这叫用户体验。”
张小龙带着一支不到20人的团队并入腾讯，受命重建QQ邮箱。“我们接手邮箱时，QQ邮箱每天只有几万人的访问量，公司内部已经没有人在负责这个业务了，就连邮箱代码都没有人管了。”张小龙带着他的小团队重新搭建整个系统，然而在一开始的两年里，张小龙的工作非常不顺利。新版QQ邮箱是一个既复杂又笨重的家伙，日后张小龙承认：“并入腾讯的前两年，我觉得自己应该当一个管理者，产品的事情让团队的人去做就行了。说老实话，我个人没有太关注它的体验，几乎很少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中，结果出了大问题。”
到2006年10月，张小龙团队决定放弃之前的繁复路线，转型做一个轻便的极简版。这一次，张小龙彻底改变风格，重回一线。“从极简版开始，我真正投入去做一些我自己掌握的产品体验，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任何一个元素要改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行，我会全程参与到这个产品的每一个功能体验中。”
极简版保持了一个极快速的迭代节奏，每两周，最多三周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在这种快速迭代中，马化腾也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在邮箱领域，他的对手正是多年前的那个惠多网网友丁磊，网易靠邮箱起家，形成了很大的竞争优势。马化腾深度参与到产品的体验中，他的办法也挺简单，就是反复使用，在使用中不断提出需要改进的细节。
在公告发布的同时，腾讯推出了一个“不兼容页面”，所有用户面对“卸载QQ”和“卸载360”两个选择键，必须进行“二选一”。
汤道生回忆了一个细节：设计人员递交的第一个方案，两个选择键的字体为一大一小，马化腾提出修改意见：“两个字体和体积均一样大，给用户一个公平的选择。”有高管不同意，他们提出，一年前，360在与金山的竞争中也有过一次类似的行动，“卸载金山”的字体比“卸载360”大好多。马化腾表现得情绪很激动，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胸脯说：“一样大，来吧。”
腾讯弹出公告的一小时后，360以弹窗反击，称腾讯“坚持强行扫描用户硬盘，绑架和劫持用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周鸿祎同时在微博宣布：“对于腾讯这样丧心病狂的行为，360有预案，我们推出了Web QQ客户端。”
腾讯旋即做出技术反应，Web.QQ.com很快停止服务，直接跳转到公告页面，QQ空间宣布不支持360浏览器访问。9点10分，360宣布下线“扣扣保镖”，并发布致网民紧急求助信，“恳请”用户能够坚定地站出来，“三天不使用QQ”。在3日晚间的3个小时里，双方刀来剑往，交锋数个回合，中国互联网已是一片沸腾。
360发布“扣扣保镖”之后，腾讯公关部总经理刘畅一直驻扎北京，忙碌地与各家媒体沟通：“那些天焦头烂额，技术部门惊呼用户像潮水一般地被截流，但是我们一直讲不清楚自己的诉求。”2010年11月3日下午，刘畅接到来自深圳的电话，得悉“不兼容”的决定，“我大大出了一口气，终于要反击了”。
这一天深夜，一些京城媒体记者围堵在腾讯北京总部——银科大厦21楼的前台。工信部也来电，要求双方暂停对峙。此时，刘畅与驻京的联席CTO熊明华、网站部总经理孙忠怀等人开始连夜联系重要的媒体。在过去的十来年里，腾讯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记者见面会，北京和深圳两边反复讨论，由谁来面对棘手的局面，此时，所有的创始人都远在南方，刘畅说：“别纠结了，我去。”
4日上午9点，腾讯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20多家媒体到场，刘畅受命代表腾讯表述立场。
此时，网上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声讨腾讯，一些媒体记者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这是腾讯成立12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行动，昨晚腾讯1万多名员工彻夜未眠。”刘畅以此开场，接着声音哽咽，不停抹泪，这一场景让与会记者大感意外。刘畅讲述了腾讯的苦衷：“我想告诉你们做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情非得已，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决定，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定。”她之后提出要求：“360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虚假宣传，停止诋毁腾讯公司及其产品、服务的行为，连续3个月公开道歉并连带赔偿腾讯400万元。”
这一天，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以“腾讯公关部总经理发布会痛哭”为标题，刘畅成为除马化腾以外“最出名的腾讯高管”。
随着战事激化，各方利益集团被纷纷卷入。11月5日上午，金山、搜狗、傲游、可牛、百度5家公司联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不兼容360系列软件，并联合披露360的“八大谎言”。新浪则选择支持360，两家达成合作协议，同时新浪还宣布与MSN展开深度合作，MSN与新浪微博、博客互联互通。
11月6日上午，马化腾主动邀约深圳的4家媒体做专访，这是他创业以来破天荒的一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接受了3次媒体群访，舆论开始听到他的声音。
记者问：“在你看来，这是不是腾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马化腾答：“肯定是。而且是人祸，不是天灾。”在访谈中，马化腾将腾讯的“不兼容决定”形容为“自救”：“360真正的装机量在1.2亿到1.5亿之间，与我们的电脑装机重合度大概60%。估算下来，受影响的QQ用户大约有1亿。‘扣扣保镖’是上周五11时多发布的，周一已经有2000多万感染，周二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诱导用户生成图片并进行传播，假设每个QQ用户有40个好友，那2000万用户就可以扩散到8亿，形势已经很危急，除了对抗和先下网，我们已经别无他法。”
11月15日，周鸿祎发表题为“与其苟且活着，不如奋起抗争”的博客文章，算是对3Q大战的一次自我总结，他仍然体现了“弱势者”的反叛立场：“在中国，互联网的竞争环境很恶劣。垄断势力不仅仗势欺人，用自己的市场地位欺负创业公司，甚至不惜牺牲用户的权益，强行胁迫用户卸载其他软件。这种垄断者肆无忌惮的霸道做法一天不改，互联网创新者一天就没活路，中国网民享受更多新、酷的服务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伤害。”
11月20日，就在战事已基本结束之后，工信部发布《关于批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通报》，通报责令两家公司“自该文件发布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道歉，妥善做好用户善后处理事宜；停止互相攻击，确保相关软件兼容和正常使用，加强沟通协商，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从本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认真学习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强化职业道德建设，严格规范自身行为，杜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kik是一款刚刚上线一个月、基于手机通信录的社交软件，它可在本地通讯录上直接建立与联系人的连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免费短信聊天。从功能上看，kik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跨平台即时通信软件——它不能发送照片，不能发送附件。2010年10月19日，kik登录苹果商店（App Store）和安卓商店（Android Market），在短短15日之内，吸引了100万名使用者。
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张小龙透露，他是在QQ邮箱的阅读空间里第一次知道kik这个新产品的，“阅读空间类似于谷歌阅读助手（Google Reader），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都会去那里看看大家在关心什么，互联网领域又有什么新鲜东西诞生了”。在一个深夜，他给马化腾写邮件，建议由他的广州团队做一个类似kik的产品，马化腾当即回复同意。
与张小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kik的，是中国互联网界的另外一个传奇人物——雷军。
2010年12月10日，反应迅速的小米仅仅用了1个月的开发时间，发布了中国第一款模仿kik的产品——米聊，先是Android版，继而是iPhone版。在米聊第一版发布后的聚餐中，提及腾讯，雷军说：“如果腾讯介入这个领域，那米聊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被大大降低，介入得越早，我们成功的难度越大。据内部消息，腾讯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
雷军所获悉的情报来自腾讯深圳大本营，他的视线没有注意到广州的一支小团队。
张小龙的类kik产品立项于11月20日，从时间上看，大概比雷军迟了将近1个月，他带领着一支不到10人的小团队——其中有几位是做“手中邮”的，还有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不到70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当时快过年了，Symbian版本调试老是有Bug，搞得几个开发人急红了眼，一直到放假的前一天才把问题找到了”。
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为“微信”。与米聊不同的是，张小龙先发布了iPhone版，然后才是Android版和Symbian版。
微信的开屏界面是张小龙亲自选定的，“我们的UI给出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是月球表面图，有很浩瀚的宇宙感，我建议改成地球。上面是站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很多人，也讨论了一阵，最终决定只站一个人”。
这就是后来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微信开屏页：一个孤独的身影站立在地平线上，面对蓝色星球，仿佛在期待来自宇宙同类的呼唤。
在张小龙的记忆中，微信的第一批用户是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大家觉得腾讯做了一个产品，都要来试一下。”微信1.0版几乎没有收到市场的任何反响，和欧美不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提供了丰富的套餐服务，正常用户每个月的包月短信根本消费不完，以省短信费为卖点的类kik产品，在中国完全没有出路。
微信1.2版迅速转向图片分享。
在张小龙看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必然是一个图片为王的时代，人们在有限的载体上没有耐心进行深度阅读，而对图片的消费量会达到一个空前的程度。然而，用户反响仍然不热烈，手机图片分享还是无法构成一种基本需求。
雷军的米聊也快速地行进在迭代的小径上。2011年4月，米聊借鉴香港一款名为Talk Box的同类产品，增加了对讲机功能，用户突然变得活跃起来。5月，张小龙的微信新版本也及时地增加了语音聊天功能，用户猛然间出现井喷，用户日增数从一两万提高到了五六万。
张小龙继续带着团队狂奔。“摇一摇”和“漂流瓶”功能相继上线，持续的迭代让人惊喜连连，却也引来不同的争议。
在一个版本上，张小龙让同事在启动页上加了一句话：“如果你说我是错的，你要证明你是对的。”
在与微信的赛跑中，雷军团队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然而一些基础性能力的薄弱还是在大型社交战役中暴露了出来。因用户数的激增，米聊的服务器曾在一天里宕机5次。此外，由于跨地域、跨运营商等因素影响，网络质量差距很大，经常会有某个地区的米聊用户集体掉线的事情发生。
到了7月，微信推出“查看附近的人”功能，用张小龙的话说，“这个功能彻底扭转了战局”。在此之前的半年里，微信的用户数未曾突破100万——在腾讯内部，一个半年用户数不能超过百万的产品几乎微不足道，然而，7月份之后，微信的日增用户数一跃达到了惊人的10万以上，而这是在没有动用任何QQ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的。
11月，我在深圳的威尼斯酒店与马化腾第一次见面，他教我下载微信，并用“摇一摇”的功能“互粉”。他告诉我，现在，微信的日增用户数峰值达到了20万。在酒席间，他下令暂停即将在京沪两个城市投放的2000万元广告，然后，用极轻的声音对我说：“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QQ还有一个天然的场景，那就是教育。尽管在QQ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曾针对教育领域推出产品功能，但是许多学校的班级群都是建立在QQ上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QQ打开了进入教育领域的大门。
2013年年底，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要求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时，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北京市教委随后提出了红色预警天气下“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北京景山学校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停课情况，积极联系QQ团队，在小学、初中、高中16个班大面积进行QQ群远程教学测试。这一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进行的应急教学方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远程视频教学过程中没有出现卡顿情况，老师们明显感觉到课堂互动变得更积极。
受到景山学校的启发，QQ产品团队基于QQ的平台资源，推出在线教育平台——腾讯课堂，通过引入第三方教育机构的模式，提供职业培训、语言学习、动画设计、出国留学等学习课程。
为了在年轻用户的学习路径上完成布局，QQ还针对K12教育推出“QQ家校·师生群”和“企鹅辅导”，针对高等教育推出“QQ智慧校园”；此外，创新地在QQ群内设计“作业”功能，为老师提供第三方题库，完成家长、学生、老师在课堂外的教学管理和日常沟通。
面向年轻用户的QQ，自然没有放弃教育这一重要场景。在教育领域，从K12的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QQ都有积极参与，教育以开放平台的方式，引入优质教育资源，为年轻学习者提供便捷的、优质的在线教育。企鹅辅导实现各地学生都可以在线观看全国知名老师的讲堂直播和视频，满足教育资源欠发达地方的需求，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
通过QQ智慧校园对学校管理及学生生活的探索，腾讯将通信能力和支付能力作为整个校园的基础能力与核心技术。学生可以在校园账号上完成学费缴纳、校园卡充值、图书借阅等操作，优化校园管理体验。
场景化通信的战略部署，让QQ在通信这条路上往前又迈进了一步，对于这些场景下的用户来说，QQ成为第一选择。
无论是年轻化方向、娱乐社交战略，还是场景化通信的打法，QQ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玩法渐渐清晰，与微信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明朗。通过完善两大社交平台的生态，腾讯用两条腿走路的整体布局成为可能。
从2013年开始，与马化腾一起创办腾讯的几个老同学相继从一线退下。
2013年，陈一丹卸任首席行政官，转而出任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在他的主导下，腾讯发挥社交平台的优势，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屡屡有让人赞叹的活动。同时，陈一丹投资于教育。2015年6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武汉学院剥离，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一家独立的民办本科大学，陈一丹首期投入20亿元。
2014年9月，张志东辞去首席技术官（CTO）的职务退休，此后，他的身份是腾讯学院的一名讲师。在内部邮件中，马化腾深情地写道：“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的是，Tony是公司用户价值观的最坚持的践行人。在总办会议上，Tony是最能站在用户角度毫不妥协的人，始终保持着这份‘固执’。Tony这份坚持，也融入了公司的强用户导向的理念基因。”
记得是2012年的夏天，尚未退休的张志东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访谈，在我们交谈的高窗下，便是被一片绿意环绕的深圳大学。从那里的一位青葱懵懂的学生到中国互联网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和马化腾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一路跌撞前行，演绎了一段无可复制的精彩人生。
访谈结束后，张志东送我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他突然喃喃自语说：“如果哪天腾讯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也许就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还没有回应，电梯门就缓缓地关上了，我只来得及看到他硕壮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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