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儿成了反革命

差点儿成了反革命

那是1971年秋天，公社建了中学，没有音乐老师。此地无朱砂红土也为贵，我这个曾经在旗里唱过样板戏，又稍微会点儿乐器的自然调入乌兰中学教音乐、体育。

那一年公社要组织篮球比赛，地点就在乌兰中学，作为东道主又是新成立的中学怎么也要有个形象问题，何况学校内定的无论如何也要拿冠军。

高校长对这次篮球比赛格外重视，为此还召开了教师会议。

“我们学校刚刚成立，恰好赶上公社在我们学校组织篮球比赛，这是公社、学区领导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抓紧时间练兵，要取得好成绩，同时，还有我们篮球队的形象问题，是不是也要有统一的服装？”“队服应该有，哪有比赛不穿队服的，”教数学的刘老师马上表态同意校长的提议，肯定他没意见，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

“既然大家没意见，我决定篮球队统一服装，每个打球的人出十元，剩下的学校出，每套服装不能超出三十元，我看叫小谢去北京买，这样能省住宿费。”

回了北京，到八面槽利生体育用品店，一打听，根本没那个价，三十元连上衣也不够，甭说还要短裤了。

想办法找便宜的吧，只好到小的百货店去看看了。

转悠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在虎坊路上的一个针织品店找到三十元能买到上衣和短裤的地方，那不是运动衣，只是样子接近运动衣的秋衣，裤子就是一般的蓝布短裤，两边多了一条白色的边。

买好了服装，又买好了第二天回去的车票，想起育才也在北京呢，自打他去了乌达煤矿，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去他家看看他。

没呆多会儿，育才的大姐夫来了。他是军人，在北京卫戍区当个小军官，吃饭的时候他说：“听说了吗？中央出大事儿了，一个大官乘飞机叛逃了，刚出国界线就被咱们的导弹打下来了，”说完还特意嘱咐千万不能对外瞎说啊，说了要负法律责任的。

老师们毕竟有文化，比村里人关心国家大事。我一回来校长就和我打听：“北京有啥新闻？”

我想这里远离北京，交通也不方便，讲讲育才姐夫说的事儿，不会有麻烦的，于是我就把育才姐夫说的原封不动的讲了一遍。

谁知高校长去公社开会的时候，把这件事对公社的几个干部也讲了，还传到公社公安特派员的耳朵里，这下我的麻烦来了。

第二天公社公安特派员，来学校找我，很严肃的对我说：“你到公社来一下，”又对高校长说：“这几天小谢要留在公社，他的课最好找人代替一下吧。”

这下事儿闹大了，我被特派员羁押在公社话务室旁边的一间小窑洞里，还派了三个基干民兵持枪二十四小时看管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到小窑洞里我就上炕躺下了。不大一会儿，公安特派员来了，非常严厉的看着我说：“你靠墙站直说话！你知道现在的形势吧，苏修屯兵外蒙，要和我们国家打仗，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你是黑五类出身， 你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官，对你我们也要提高警惕，你现在已经在配合阶级敌人行动了，你要老实交代你最近说了些什么？”

我马上知道是我对高校长讲过的北京消息传出去了，我的脑子飞快的转动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卖育才的大姐夫，我一个人都承担，以后爱咋的随他去吧。

“我说了，中央出大事了，有大官叛逃了。”

“你是哪里得来的消息？”我沉默着不说话，想着怎么说的圆满，让他能接受。

“说啊！”“是我自己编造的，”“胡说八道，老实交待谁传达给你消息。”

“没人传达，是我编造的。”

“小谢，你是历史反革命出身，你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是不是台湾那边给你的消息？”

“不是的，这就是我自己瞎编的，为的是显摆我知道的多。”

“小谢，我找你来是为了挽救你，你还不老实交待，我看你是要和党对抗到底了，你这是反革命行为，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再给你半天的时间，你要老老实实地的写出来谁传达给你消息，要不然给你送到中旗公安局。” 

这事儿都是高校长讲出去的，害的我被羁押，他也不露面了，真是世态炎凉啊。

写什么？什么也不写，反正我已经是黑五类子弟了，随他去吧。

第二天上午也没让我吃早饭，快中午了特派员又来找我谈话。

“写好了吗？”“没什么写的是我造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啊，这是要顽抗到底啊，来，把他绑起来，送旗公安局。”就在民兵绑我时候，公社秘书过来对特派员说：“老巴，接旗委电话，召开紧急会议，现在马上出发，下午两点必须到旗委办公室报到。”

“好，我马上去，这个反革命份子能不能一起押送到中旗？”“没时间讨论这个事儿，先放一边回来再说。”

这样，我被单独羁押在公社两天两夜。好在看押我的民兵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偷偷的给我弄点儿公社食堂吃剩下的饭菜，还和我不时的聊几句。

“你这是闹甚了，瞎求的说，你这是拉下大圪蛋了，弄不好要坐几年牢房呢，那个高校长也不是个人，他在公社瞎说，把你害苦了，他连个好话也不说，真不是个东西。要我看，你把他也拉扯进来，两个人担当，你的罪过也许能轻些。”

“算了吧，拉上他我的罪过也减轻不了，还把他害了，他拉家带口的。他也没有害我的心，现在不露面我理解他的难处，你帮我供销社包烟吧。”

上厕所有人跟着，睡觉不能灭灯，这两天真难熬。

两天后，去旗里开紧急会议的人回来了，公安特派员也没来找我谈话，看我的民兵说，他没回公社，还留在旗里开公安会议。

我这事儿咋处理，该杀该剐到是痛快些啊，烦死人了。

“哎，你能不能到上面去问问我的事儿怎么办？”“问谁？”“问武秘书，”

“我试试看。”

一会功夫，他回来说：“武秘书说要你再等一会儿，他去请示书记很快给你答复。”

武秘书和公社王书记请示后，来到羁押我的小窑洞队对我说：“小谢，你是什么出身难道你不知道？还敢瞎胡说，以后要时刻记住你的出身，不要乱说话，亏的这次旗里传达林彪事件及时，要不然你真的会被定为反革命的，很可能会判刑，公社的意见是让你写个检查，还回学校去工作。”

回到学校高校长竟然恬不知耻的对我说：“小谢，要不是我和公社领导拼命的说，这次你真没准被打成反革命了。”

差点儿成了反革命

他妈的，道歉的话一句没说，还表功呢，人心叵测啊。

事情就这样在老天的帮助下平安的过去了。

没多久，我也离开了那个学校，远离小人，心甘情愿回村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