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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
我本科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本科毕业后就开始参加高考阅卷。那时候在历史系，参加的是历史阅卷，后来也参加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卷子的评阅。到了北大以后，我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
北京市语文高考的阅卷在北大。北大中文系是谁管本科生的教学谁来负责高考阅卷，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等的阅卷工作。我前后干了三十来年，确实也有一点经验，还有一些教训，更多的是有感触和希望。
如何使阅卷更公平，赋予的分值更合理更正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比如现在通行的双评制度，就是一道题最少要两个人来评阅。两个人评阅在多少分值之内算是合理，这个叫做阈值。
但假如一个给的分特别高，一个又给得相当低，那就超出了这个阈值范围。所以阅卷员压力也很大。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反复鼓励阅卷员说，大家要敢打高分，敢打低分，甚至敢打满分。只有这样，才能拉开距离，解决分数趋中的“大肚子”问题，才能让好作文显现出来。
2012年北京高考没有一篇满分作文，那年作文题是关于一个叫老计的铁路巡道工的故事。老计在大山深处他负责的一段铁路上不断地巡察，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们知道火车一般不鸣笛，火车遇到突发事件，或者经过村庄、道口时才鸣笛，但是火车看到老计时给他鸣笛，表示尊敬，他也向火车敬礼。
材料是一段很煽情的文字，是真人真事。原来想真人真事，考生应该有话说，但孩子们写得惨不忍看。后来我们就下了决心，那年没有给一篇作文满分。不是不想给，是实在找不出一篇作文可以打60分。
没有满分作文，考生、家长、社会、媒体就有意见。我说那好吧，我们就“放下身段”，下到中学去了解情况，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因此，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下决心到北京的中学去。
有时候我一个人去，有时候找中学老师，找我们北大的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去。到一个中学，请周边的教研员、高三语文教师、同学都来，我们面对老师、面对学生，大家敞开来谈。你来质问我，我来回答你。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
我现在还在跑招生，也常到全国各地做一些宣传。其实我的年纪真没必要这么干了，就是想宣传一些理念，小了说是北大的招生理念，大了说是这个国家培养人才的理念，如何通过一篇作文体现出来。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们都过了50岁，西北有一句俗话，翻过山坡的驴走下坡路了，这个国家靠我们已经不行了，要靠你们。我说希望在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或者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就是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希望你们在作文里说点人话、说点实话，希望社会上流行的说虚编谎的风气在你们手里把它减弱甚至灭掉。
说虚编谎、虚报浮夸是我们国家悠久而顽劣的传统文化，既然是传统，就很难根除，但我希望在现在的这些孩子一代把它给根除掉。那么，能否首先从写作文说人话、说实话开始？这是我苦口婆心到处讲的主要原因。
现在中学语文的教与学，最大的问题是忽视基础。过去高考命题的时候，前头还有15分的选择填空，叫做基础知识考题，现在这个没有了。并不是完全没有了，而是散在阅读与其他题型中，给大家感觉是没有了，似乎基础知识不那么重要了。我们总是老往下迁就，迁就所有的孩子都会答，迁就所有的孩子都能答完，迁就让人人满意，结果是人人不满意。
语文能力强的孩子，在高考中是吃亏的。因为数学、物理、化学如果考一道竞赛味儿的题，就能把考生的能力做出区分，但语文没有，语文没有一道题能把学得好和学得不好的孩子区别开来，把读书多会观察会思考的孩子区别出来，很难。
2013年我们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教师的，一套是针对高中生的，出了100道题，教师、学生各50道，内容包括是否重视阅读，哪些课文受欢迎、哪些课文不受欢迎，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看待课外补习以及作文的教与学等。我们发现有15%的孩子，我把他们叫作语文的死忠派。100个孩子里面有15个孩子天生喜欢语文，不管老师教得好不好，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就天生喜欢语文。
我们最对不起的是这批孩子，这帮孩子中学没有教好，到了大学假如他不在中文系，比如他到英语系，他就靠中学学的这一点语文知识打天下，所以导致目前外文书籍的翻译水平极低，尤其哲学书。
我不看翻译的哲学书，因为外国哲学本来就很难读，你再看现在人翻译的东西，更看不懂。最简单的断句标点都没法看，一大段句子就一个标点符号，我们换三四口气，这个句子还没读完，能让你噎住了。至于准确不准确，另当别论了。
我们的孩子在写作当中，不会用词，不会挑选词儿。现在好多人唱高调，对考生作文的要求很高，什么要有思想，要有逻辑，要有创新，等等。这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现在考生写的高考作文，我经常说，能做到文从字顺、说起来是人话，把一件事说清楚，就很可以了。
不必要非拽着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你说人话，把你看到的故事说得完整一点，把你的话说通，有一定的连贯性，我们就跪在地上磕头，说：“少爷！谢谢你！你作文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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