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知识红利”这个词很火。
传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红利，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本红利。
但随着经济发展，知识红利成为新的动力，国民教育、人才培养变得格外重要。
根据2023年3月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2023年北京高校的全日制毕业生里，硕士和博士生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
本科生13万多，硕博加起来16万多，比本科生足足多了3万，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那“知识红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不妨看看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即19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 。
提到维多利亚时代，我们习惯于关注英国强盛的国力、振奋的工业精神以及昂扬的民族性格，但有个更为厚重的主题被我们忽视了，这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知识生产”。
“知识生产”不仅支撑了英国的工业发展，而且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文明，改变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观念，影响至今。
请注意“知识生产”跟“知识传播”不一样。
要想传播知识，首先得有可供传播的知识产品。
这就要求学者不能把研究只当作兴趣爱好，而是要有意识地成果化、体系化，想着怎么让别人关注自己的研究。
其次，学者的论文很多人是没法直接看懂的，所以接下来还要经过出版方甄别、整理、编辑生产为大众可以理解并愿意为之付费的“产品”。
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前，书籍是奢侈品，普通人根本买不起。面向大众的出版商、图书编辑、负责版权保护的法律从业者，负责书籍仓储物流的工作人员，还有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也不存在。
既然这样，那场令后人惊叹的“知识生产”大潮是怎么出现的？
“知识生产”对文明发展产生了哪些推动作用？
普通大众最终是怎么享受到知识红利的？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爆发，人类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个性解放了，但知识的大门却没有立刻向大众敞开。
因为知识不等于学者大脑中的思考，也不等于科学家充满危险的实验，只有知识落成文本，文本经过印刷，最后以低廉的价格传递给每个普通人，为大家所接受、理解，甚至应用，知识的普及才算完成。
这个过程叫“知识生产”，而大众化的“知识生产”最早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提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版物，很多人首先想到是小说，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萨克雷的《名利场》、勃朗特三姐妹的代表作等。
但出版数据告诉我们，知识类书籍的销量才是一骑绝尘，仅仅是历史书这个细分品类的市场份额占比就超过了出版物总量的10% 。
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出版那样火爆呢？
因为，当时的英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带来的力量。
或是因为“百科全书”，或是因为“旅游指南书”，普通人由于有了知识，而变得更加自主，更加自信。
在轰轰烈烈的“知识生产”运动中，一个崭新的“知识社会”在英国出现，普通人对智识创造与文明进步空前信仰 。
这个主题不仅支撑了英国的繁荣，也随之影响了全球大众对于知识的态度。
大众化的“知识生产”是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有人说每当技术变革，知识都会被重新生产一遍。
原始社会的先民把生存智慧编成歌谣和禁忌故事，这就是最初的知识生产。
周代贵族把先人训诫刻在青铜器上，也是知识生产；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史书编纂”，这是在挖掘、整理、汇编历代宝贵经验。
维多利亚时代启动了大众化知识生产；二战期间，美国出版界为了支援士兵读书，而发明了便于携带的平装书，同样是知识生产。
信息时代网络课堂、音频课程使知识变得更加轻盈，又是一轮知识生产。
当人工智能到来，很多人恐慌，AI所掌握的知识似乎超过了所有人，且不说生产知识，人类还有认真学习知识的必要吗？
我们都熟悉弗朗西斯·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今天，我们使用这句话多表达的意思是，知识能帮我们解决难题。而培根真正要表达的是，人的知识和力量要合二为一。
我们只有拥有了知识，搞懂事物背后的原因，把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想要的结果，那时我们会变得更自主。
就像一个人不掌握开车的知识，他有一辆再好的车也无能为力；一个人搞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即使他走得再慢，最后也有机会抵达终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学习知识永不过时。
其实，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一次惊险的跳跃。
维多利亚时代的钱伯斯兄弟，借助蒸汽动力把图书价格压到最低，普通大众因此有了看看世界的机会。
同样，如今的知识生产商也会因为AI的袭来而变得更加勤勉、更有创造力。
回到培根的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每当技术创新加入知识生产过程，都会让我们的知识工具更加轻便，都会让使用工具的我们更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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