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也称为人学，追求人性解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对于《西游记》这部作品，几百余年来争论不休，有人称之为无上经典，也有人认为是游戏之作（胡适、鲁迅），正是这样的争论，昭示着《西游记》的巨大信息容量及其丰富的阐释可能性。本文以《西游记》体现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方向，浅谈体现个性解放的表现形态与产生该思想的历史和思想背景。
【关键词】
《西游记》 孙悟空 个性解放 心学
【正文】
历代对《西游记》主旨的研究
《西游记》的主旨是历代学者探索不止、争论不休的话题。陈元之所撰《刊西游记序》认为《西游记》借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的故事来阐释回归本性，修养身心的主旨。将孙悟空与白龙马象征一个人内心的不安的心，通过一系列的经历来做到牵制“心猿意马”。后来到了民国时期，胡适发表《〈西游记〉考证》指出《西游记》不过是游戏之作，不必想得那么高深玄妙。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政治影响，《西游记》甚至被理解为一本展现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较有代表性的是1954年张天翼发表《<西游记>札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个性化思潮兴起。《西游记》主旨研究亦呈现个性化倾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西游记》研究的“心学”时代，其中包含对《西游记》个性解放思想的研究。接下来将从表现形态与产生原因来探讨《西游记》中的个性解放思想。
《西游记》中个性解放思想表现形态
个性解放思想一直存在与人类的思想之中，人们渴求摆脱社会对自己的控制，超脱人世间成规旧俗带给人的桎梏，从而自由的实现人生价值。这样的思想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后发展得尤为猛烈。今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正是受到资本主义萌芽与王阳明心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时期。这样的背景造就了《西游记》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着个性解放思想。
《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表现人自身的解放的作品，它赞颂反抗精神，讴歌自由平等的意识，憧憬个体生命价值得以高扬，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作。”[1]
《西游记》中个性解放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对自我的救赎、对善的推崇，恶的抨击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创造等等。
（一）孙悟空身上所体现的个性解放思想
《西游记》一百回，贯串始终的是“文化猿猴”美猴王孙悟空，并且由他来展开故事情节。孙悟空的形象对《西游记》的研究尤为重要。孙悟空刚诞生时从未受过什么世俗教化，却天生对平等自由、卓越才华深切向往。张锦池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其血管里又最后注入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产生的个性解放思潮的血。”[2]
黄霖教授的大作《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也认为: “从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恣意`放心'的大圣 ，在有限度而不自觉中赞颂了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3]
自我觉醒意识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前提。孙悟空诞生于“仙石”之中，他是宇宙之核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存，乃天地、万物之主宰。[4]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和完善经过了三个阶段：放心、定心、心猿归正。过程均但有个性解放意识。“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的思考是他自我意识的觉醒，后来一系列出现的拜师、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则是他自我意识进一步明确的过程。
在孙悟空身上凝聚着作者的理想人格寄托：乐观勇敢、信念坚定，渴望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西游记》作者生活在混乱不堪的社会，想要挽救社会却没有出路，只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宗教之中。赋予反抗精神与自由意志于孙悟空身上，塑造出一个大众推崇的英雄形象。在西行路上，他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毫无惧色，甚至“闻妖则喜”，迫切地想展露身手。其中体现出作者呼唤人们充实人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的个性解放思想。
（二）《西游记》对善的推崇、恶的抨击
《西游记》的现世主义精神实质是个性思潮冲击之下的儒家文化观念。[5]
《西游记》中表现了善与恶之间矛盾的绝对性，其评判标准是受到了个性解放思潮冲击的儒家世俗伦理价值观。
首先研究《西游记》中的“恶”。西游记中的各个地点都是作者生活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投影。天宫政权专横、妖魔世界类似现实中官官相护，甚至本该寄托着人世间唯一公平性的阴曹地府也受到世俗影响变得腐败不堪。《西游记》中的佛祖竟然能说出：“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这样的荒唐话。体现出取经路途上人、神佛与各路妖魔的矛盾和冲突。
除此之外，《西游记》的“恶”，还存在于取经人员内部。唐僧这个人的精神境界不像佛教高僧，反而更像一位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普通俗人。他性格自私、刚愎自用、懦弱无能，取经的原因也是为了巩固皇帝的大业而选择出发的入世心理。在取经路上，他与孙悟空的形象大相径庭。“神狂诛草寇”一回，唐僧在被孙悟空打死的强盗坟前祝告：“拜惟好汉，听祷原因：……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数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全然不见为人师者的慈爱与关切、得道高僧的度量与胸怀。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更偏向于儒家师徒之间的等级关系。取经路上唐僧常常善恶不分，在“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一回中，唐僧因为自己的自以为是与偏袒贪婪者而赶走孙悟空，与孙悟空对他的尊崇爱戴形成鲜明对比。猪八戒的性格中也存在着贪婪、好色与懒惰的心理，这些皆为人性之“恶”，在作者笔下被揶揄批判。
取经路上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取经团队中人与人或者个人内部善恶力量之间的对比，展现出《西游记》对善的吟咏与对恶的鞭挞。
《西游记》个性解放思想出现的历史与思想渊源
明代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化与城市化开始稳定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物质基础的稳定奠定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多样文化的发展，对物质的享受带来了“俗”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精神层面上的“雅”文化。程朱理学的权威性和控制作用从明朝中期以后逐渐弱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产生了追求自我个性的欲望。王阳明强调“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将“吾心”树立为最高的绝对权威，排斥所有外部权威。对引起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心的肯定成为个性解放哲学的基础。在他之后，出现了李贽童心说与江盈科的真我说。“童心说”在《西游记》中体现为幽默诙谐的风格和情节，真理的求索、对封建秩序和伦理的批判与推崇人性的率真和人生的充实。
在拥有了经济基础与较为开放的思想环境下，一直到明代中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潮流。许多学者认为三教合一对《西游记》的影响颇大。《西游记》的 “三教归一”，包括诸多方面，从本体论讲，三教归于心; 从性理论来讲，三教归于善; 从功用论来 讲，三教归于治[6]《西游记》的三教合一特征,在书里也直接提到过：“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魄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
在有些学者看来，孙悟空就是心学的产物，猿猴的形象即代表“心猿”，指躁动的心灵。孙悟空拜师菩提老祖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就指向一个“心”字。但《西游记》的思想背景绝不仅仅是局限在儒道释三教，更多地表现出在多样文化下的吸收与融合，不局限与思想约束的自由意识，宣扬人的精神，个性的解放。
【参考文献】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297.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297.
[3]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2):78-84+142.
[4]李安纲. 孙悟空形象文化论[D].陕西师范大学，2000.
[5]张隆海. 《西游记》与《浮士德》中的个性解放思想比较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1.
[6]雷会生,李克臣.以行证道——论《西游记》主旨[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3):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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