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对汉娜·阿伦特的解读似乎无法绕开海德格尔。事实上，对其桃色绯闻津津乐道者远甚于其思想本身。我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翻开201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由美国传记作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所著的阿伦特传记《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最早爆出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关系的正是此书。
但是通篇读下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作为阿伦特最重要的学生和朋友，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触及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关系时，显得相当克制。或者不如换个说法，作为最了解阿伦特的人之一，作者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不仅是处在一段一段与他人关系之中的阿伦特，而是连贯的，完整的，作为真实世界中具体的“人”来存在的阿伦特。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本雅明……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与阿伦特都曾往来密切，相交至深，但她不是他们的注脚。在本书中，他们的光芒不曾掩盖她——这并非缘于汉娜·阿伦特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故，事实上，杨-布鲁尔或许深得其师精髓，阿伦特就曾在信中说过：“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作为真实的“人”而存在的阿伦特，即使不是“思想家”，不是“海德格尔的情人”，在现实世界中亦有一席之地。这绝非说明其思想不再重要，恰恰相反的是，无论是阿伦特还是杨-布鲁尔，都深深明白思想无法脱离思想者而存在。模糊个体，抽离具体的实践，思想就成为空洞的概念，失去生命力。后者将其精神贯穿在这本阿伦特的传记中，因此，阅读本书，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真实的“人”而存在的阿伦特，透过此，我们遇见了玛萨·阿伦特的女儿、海德格尔的情人、雅思贝尔斯的学生、布吕赫的妻子、本雅明的朋友……阿伦特与周遭所有人的关系依次被建立起来了，“犹太人”、“政治思想家”，这些不是空洞的标签，与之对应的，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个人。
对犹太人而言，20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敏感的时代，阿伦特从德国辗转到法国，随着时局越来越紧张，她和家人只能再一次动身前往美国。因为犹太身份而不得不一次次流亡异乡的阿伦特虽然比起她那些在集中营里遭难的同胞要幸运很多，但仍有资格对参与纳粹的直接施害者提出控诉。令人意外的是，她却发布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份长达300页的报告使她成为“犹太人民的公敌”，她被指责为“没有灵魂”、“对犹太民族毫无任何情感牵连”的人。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这样的指责情有可原。但阿伦特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不仅仅将自己看作一个犹太人而存在。似乎有两个阿伦特共存于一身，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各项救助难民同胞的具体实践中去，但另一个阿伦特，作为本真的人而存在的阿伦特，则是一个“世界公民”，超越了民族主义立场，她对于艾希曼审判的反思首先是作为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犹太人进行的。“人”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如此重要，正如她在报告中所言：“赦免的是人，而非罪行，后者是不会被宽恕的，没有任何人能宽恕毫无根据的恶。”
在阿伦特笔下，艾希曼并不以十恶不赦的魔头形象出现，犹太人也并不全然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善恶并非非此即彼，犹太的警察帮着政府抓犹太人，艾希曼只是个兢兢业业听话的公职人员。然而在浪潮来临时，只关心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平庸的恶”由此产生。阿伦特为艾希曼所作的辩护并非无罪辩护，事实上，她的确同意耶路撒冷法庭作出的有罪判决。但是，对艾希曼所作出的审判，是将其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象征？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当时曾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这正是阿伦特所忧虑的。在这里，真实的艾希曼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不再重要，他已经被抽象化为一个反犹的符号。
讽刺的是，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在阿伦特看来，正是如今审判他时的心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对其的审判中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去独立意愿或思考，虽然他能够机械地引用教义——这更显示出道德教义如果离开了独立思考是何等没用；他已将自己的意愿托付转让给了希特勒。当艾希曼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同时又是冷酷无情地作证说他只是服从了元首的意志时，他是在说（用阿伦特的话说）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道德的人，他否认自己负有责任，那些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他发现自己并未犯下任何罪行。”扬-布鲁尔不愧是最了解阿伦特的人之一。在激烈的民族情感冲击下，阿伦特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冷静，这并非缘于她对自己民族的淡漠，而是说，相比起来，她更爱真实的人——一切群体无不由此构成。而真实的人，是具体而丰盈的。
正如本书书名“爱这个世界”一般，“爱”与“世界”是阿伦特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在她的心中，“世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现实的人生活于其中。因此，她对于世界的爱是具体而充满实践精神的，《人的境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著作就体现了阿伦特强烈的现实关怀。“阿伦特一生中基本没怎么写哲学著作，因为在她看来，献身哲学的人都自囿于寻求法则的冒险的形而上思索，代价则是牺牲掉她所希望能实践的以及在危机时代能被广泛实践的对话交流式思考。”很难说以阿伦特的聪慧，没有从事哲学研究是不是哲学界的损失，但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幸事。至于阿伦特本人，却很少对她的学术作出归类，她并不热衷于贴标签，就像她对自我的确认不仅仅是犹太人一样。
对于人的理解是无止境的。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更是如此。即便身为阿伦特的亲密朋友，杨-布鲁尔的传记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阿伦特的窗口。但如若能因此更走近阿伦特一些，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真实的世界纷纭变化，而人却总是在这现实的世界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阿伦特本人，都深深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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