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读罗尔纲《师门辱教记》笔记

八十年代《师门辱教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1982年在香港《明报》刊登江荼的《两位史学家》一文说：“最近读到二本好书，第一本是罗尔纲写的《师门辱教记》，第二本是吴晗（也是胡适学生）著的《朱元璋传》。”“胡对学生亦无微不至，处处为罗氏设想，罗氏深深受老师感动，故此到书成时命名为《师门辱教记》。”“读这本书（指罗之书）我们深叹今日教育界何等缺乏适之先生一般的好老师，而像罗尔纲一样的好学尊师的学生更属风毛麟角了。”然而，美好总是站在历史的背面。解放后，胡适的这几位得意门生抑或者多次帮扶提携的后生晚辈如罗尔纲，吴晗，沈从文，冯友兰，郭沫若……皆成为倒胡先锋，纷纷撰写讨伐胡适的檄文，令人唏嘘不已。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题外：

相较之下，解放前赴台的梁思永之徒高去寻对学术，对恩师的态度就是另一番人间风景了。1954年4月2日，一代考古学大师梁思永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当时他因患急性肋膜炎而不得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李济写信：“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夏鼐日记记载了1944年1月2日，他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由此可见，梁思永对这份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未完成的考古报告始终是念兹在兹。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梁思永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中研院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人无不悲伤。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出生。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当时，梁思永对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缘视察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

从受命起，高去寻的后半生就注定与西北冈报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历时18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先生的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辨认，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退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高去寻先生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80倍。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高去寻辑补。

高去寻先生1966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后，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为了完成老师梁思永的心愿，高去寻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一堆连盗墓贼都不要的“破烂东西”里钩沉梳理了将近二十年。有人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1991年高去寻在台北逝世，享年82岁。

同为民国时期大师们的弟子，因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抛开个人主观选择不同而论，为何行为如此迥异，究竟是人的不同，还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行为差异必然形成？吊诡的历史与复杂的社会形态，给人性提供了无穷多的呈现可能性，这也是令人最感到悲伤的地方吧。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学术不苟且，为人当如何？

１９３０年的夏天，２９岁的罗尔纲即将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文学创作，还有一条路是研究历史。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研究历史的路。但对他一辈子起重大影响的不是这个决定，而是那天他去校长室见当时的校长胡适。在这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以求得到胡适的帮助。

那天，胡适请他毕业后到家中工作。这使一个正处于人生紧要关头的年青人得以亲炙名重一时的名教授的教诲。为此，罗尔纲在１３年后专门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小书回忆这段生涯。此书出版后胡适很是看重，他在１９４８年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这本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３５个名誉博士更为光荣。１９５８年胡适又在台湾把这本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自费重印，作为生日回礼分赠朋友。到了罗尔纲晚年，他陆续写下一些相关文章，增补为《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也是罗尔纲先生在世时亲撰的最后一本书。

　　促使罗尔纲写这本书的动因，他在自序中这么说："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胡适也提到："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可见，"不苟且"三个字是罗尔纲先生，同时也是许多学者能够学有所成，业有专攻的治学经验。

罗尔纲师从胡适的治学经历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１９３０年７月至１９３１年９月住在胡适家中协助整理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的遗稿。该年５月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并在这一年１１月举家迁往北平，罗尔纲也随同前往。第二阶段是１９３４年３月至１９３７年秋在北京期间。这期间，罗尔纲首先经过胡适的介绍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了两年助理员，主要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的工作， １９３６年８月任助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直到北京沦陷社会研究所外迁。

　　罗尔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可以说，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与方法与胡适的教诲分不开。首先是在治学的方法上，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的《〈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的启示》文中提到，通过帮助胡适完成《蒲松龄的生年考》及胡适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过程中，他切身体验到胡适"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罗尔纲说"如果我的工作还有一点学术上的意义，如果我还说得上是适之师的一个门弟子，那么，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在这一年里亲承师教读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考证得来的。"在治学方向上，罗尔纲在《回乡省亲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一节讲到，他在胡适家时，原计划继续以前对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并写了一篇《春秋战国民族考》。胡适看了他写的部分章节后对他说："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后来，罗尔纲在回家省亲时，由对一则史料的怀疑动而引起对太平天国史事的兴趣，成为他开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动机。可以说，由胡适从方法上对他的训练，让他对史料先存怀疑的态度，进而由于胡适对他的上述忠告，他才开始把研究方向和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面。

正如胡适所说，他很早就看重罗尔纲的"狷介"品行。这里的"狷介"按胡适的意思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胡适说："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话虽如此，但从书中可以看到，罗尔纲的这种不苟且的治学精神也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这也和胡适对他适时的批评分不开。在该书《重入师门》一文中写到，罗尔纲开始做考证论文的时候，写了一篇《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考证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上太平军献攻上海策》的署名作者"黄畹"即王韬。这篇考证论文的初稿送胡适看后，胡适认为证据不够叫罗尔纲补充，并嘱咐他不要急着发表。经过几次反复考证研究并加以重写，胡适才认为"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这是罗尔纲第一次在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刊物（北大《国学季刊》）发表的考证文章。罗尔纲说："从此以后，我知道要做一篇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的学术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适之师常常教我做文章应该改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

书中还提到一件事，罗尔纲在北大做助理员的时候工资比较低，只好卖稿补助生活。文章写多了难免有些急就，因此，胡适多次严切批评他。有一次，胡适读了罗尔纲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后，写信给罗尔纲指出文章立论不足，并写到："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胡适接着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从这本书可以看到，胡适所倡导"大胆地假设，细心地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方法以及他所汲汲追求的"不苟且"的治学态度，在罗尔纲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甚至以“示人何以为学，亦示人何以为师”，称其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据在台北参加北大60年校庆和胡适68岁生日的校友金承艺看到本书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他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不能不使人感动了。”

由此看来，这部为胡适认可的著述，权威性就自不待言了。让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我想，这就是胡适当年重印这本书，也是罗尔纲晚年增补这本书出版的最大愿望。正因为如此，在倒胡的浪潮中，罗尔纲跳将出来写就的批胡文章给胡适带来的伤害可想而知。

做学问求真求实，严格的考据和方法论的运用，方能不沦为苟且的学棍。而生而为人呢，又当如何？

后记：

世间本没有奇迹，本没有那么多的幸运，所有的化险为夷只不过是以前漫长日子里的坚守和持续的努力，而人生的格局多半是由无数细节和找到正确的位置和方式去开阔眼界心胸来决定的。只有平时多努力，才能够期待美好；自己有底气，才可以平安喜乐，才可以化险为夷；只有坚持底线，在面对困难面前才可以从容面对；只有在生活中不苟且、不敷衍，才可以有奇迹。有趣才有诗意，眼界就是远方。时光清浅，几度流年；花期渐远，岁月也慢墨香与折扇，可曾为自己染了一身的书卷？卷卷油墨纸香静静诉说这远去的历史，听罢笛声绕云烟，看却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早已浮生未歇。

很喜欢钱钟书的一句话:“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生活总要继续，人也总要往前走，要明白，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求到一个结果，往后余生不苟且，需得以真心去感受生活，以生活去成全人生，以人生去温暖世界。当心里彻底安静下来的时候，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就能听到久违的虫鸣鸟叫，也能看见满天灿烂的星河。原来，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都盛开在心底，最美的心底都藏在最真挚的感情里。唯愿，每至一处，能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繁华与景色，一座山，一座村落，一处风景，只是想寻找每一处风景的魂魄里照出自己那时的身影。愿苦短甜长，愿眼里有星星，心里有太阳!生活山高水阔，我们各自坚守，并各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