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树坞口读初中(续)
1975年9月,我们升入颊口初中学习。这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嘉属各县相继伦陷,大批有识之士和失学青年来到颊口,创办了"嘉属七县联中"(俗称海北中学),当时的校长是北大毕业的沈大瓒先生,学校理事会中有丰子恺、陆觉初等名流,学校规模宏大,有初中、高中以及简师班。除面向嘉属七县招生外,也招收本地失学青年。当时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全体师生勤奋教学,硕果累累。抗战胜利后,学校撤销,师生们回本地恢复县中。后在这里创办颊口中心小学,1958年创办初中。
靠近公路的一排是初中,共有6个教室,大门以东4个班为初一年级,大门以西2个教室是初二年级,大门是木头制成的,角落里有些腐烂了,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北面东是高一年级,西边是高二年级,高中教室中间有个小小的司令台,也是通往食堂的通道,司令台的两边各有五六级台阶。高一年级班主任是潘家祺和凌树涛老师,高二年级班主任是潘光立和陈平老师。
我的姐姐虽然比我大了5岁,但她只比我高了3级,我读初一时,姐姐正在读高二。我们都是通校生,中午在学校搭一餐中饭,学校食堂是蒸饭制,自己带米、带菜,我与姐姐分开蒸饭,吃同一罐菜。像我一样在他们教室用餐的还有几对兄妹,如李祝亚和亚萍两姐妹,童丁丁和兵兵两兄弟。所以一到吃中饭时间,我就拿了饭盒去姐姐的教室用餐。因此也认识了姐姐班的许多同学,如黄怀京、童丁丁、章爱玲、陈灵芝、陈静芳等等。
姐姐班的班主任是潘光立老师,潘老师是株柳村人,他很土,一是他的穿着土里土气,衣服很旧,裤子膝盖部位常常打着补丁,他生活俭朴;二是他说话很土,一口地地道道的昌西话。他也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语文。潘老师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用昌西方言念诗、念散文简直是极致。记得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加一个字嫌多了,减一个字嫌少了,真是恰到好处。潘老师的爱人去得早,他既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又要抚育未成年子女。为了子女顶职,他50多岁时提前退休,回家一边种田,一边侍奉老母。后来我到颊口中学任教时,他是我校退休活动小组的一员,1998年去世时,还是我执笔为他写的悼词。
高二(2)班班主任是陈平老师,那时他刚刚从部队转业,血气方刚。对高一年级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文艺表演。由我们村的赵建新大姐幕后朗诵,前台有几个男同学打扮成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在台上进行格斗。赵大姐声音响亮、清脆,咬字准确,男同学动作夸张,真的是很有特色。时过40年,我对当时的演出记忆犹新。每次文艺演出,潘江鸿老师、陈少云老师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俩担任会演的总导演,很多节目是自编、自导、自演的。
我们读初中时正处贯彻"五七"指示时。"学制要缩短",小学从六年制改五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学校内"既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这一教育方针指引下,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半天的劳动课,遇到下雨天还要与晴天调课。离学校3公里外的洙浪村有一个茶园,还有凤凰岭脚有一些土地,这些都是我们的劳动基地。劳动最多的还是平整操场和开辟操场。
教室中间原有一个操场,只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直跑道60米,环型跑道不到200米,而且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遇到冬天冰冻天气更是糟糕,一出操就把泥巴带入教室,老师同学苦不堪言。排水排不出去,只能把操场抬高。潘江鸿老师带领师生从桥东村前的溪里搬来溪石,排好,又挑细沙填在上面,压实,化了不少力气。操场整理好了,但犹有不足,一个16个班,800多师生的学校,只有斗大一个操场,几个班同时在这样狭小的场地上课,也不安全,特别是手榴蛋、标枪、铁饼、铅球等投掷项目更是无法开展。潘江鸿老师又带着我们在枫树下硬是用双手开劈出了第二操场,从此,投掷项目都可以在山上的操场进行了。
除了学农,也曾步行几十公里到马啸古山煤矿参观学习,在古山聆听了宋乔梁伯伯的报告,也曾到二0八矿(大明山)参观。那时学习是轻松的,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严格的考试。记得有一个学期《农业》期末考试,考试题目是为30亩水田作一个全年生产计划,这个题目要做好并不容易,好在我父亲是农业技术员,我是"书堂边的青蛙",对我来说就小菜一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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