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我，面对这个问题，会犹豫。
这是我之前怎么也无法想象的。刚离开家的我，有一种单纯而执着的信念：我从中国来，所以我要回到中国去。当时，最多的是因为不愿离开家人，也有天真的想要为家里做点事情的雄心。并不是“建设家乡”说得那么伟大无私，我只是想，即使我学成之后能有一点点发光发亮的可能，我想把这微弱的光亮留在中国，留在这片目睹我生根、发芽、长成树木的土地。
因此，当别人问我“你以后想去哪里”时，我总是脱口而出：“我想回国。”
我一直很认同香港电影里的人生价值观：“做人啦，最重要的是开心啦”。而那时的我固执地觉得，只有在中国，在那种熟悉的氛围里的我才是真正快乐的。发放最终录取结果的那个晚上，录取上的其他人都是一晚上兴奋地睡不着觉，恨不得跟全世界一起开个派对彻夜庆祝，而我刚拿到录取通知，开心了不到半分钟，就开始哭了。不是喜悦的泪水，是对于未知的本能的恐惧。
于是我以为，我天生就是一个不适合漂泊的人。我天生就是一个“注定要回到来时的地方”的人，像我一直对我自己说的那样。我以为，我这样的执着会一直持续下去，毕竟，“学成”后“回国”对我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连接，是一种不加思考就会下意识做出的本能的选择。
那都是我以为的。
去年六月，我第一次回国后的第三天，是端午节。我们全家人到早市去买艾蒿。早市门口的行人道上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车，等我们买完东西，发现我们的车后面——马路上禁止停车的范围里——赫然横着一辆白色的小捷达，安稳地、结结实实地把我们堵在了里面动弹不得。
旁边的交警穿着荧黄色的背心，无奈地对我们说：“没办法，人太多，想看都看不住。等一会儿吧，这人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不罚款吗？”我妈皱着眉问。
“怎么罚？要罚这一溜全得罚。”交警指了指马路上违规停放的那一排大小车辆。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我们看见一个身材矮胖的短头发女人大包小裹地从早市走出来了。她走到自己的车边上，刚想打开车门，抬头看见我们站在被她堵在里面的那辆车旁边，正看着她。
“您这车停得挺好，我车里两个老人在这儿陪您等了快半个小时了。”我爸说。
我爷爷今年八十八岁，奶奶今年八十一岁。我以为女人说句“不好意思”，哪怕是敷衍的语气，然后赶紧把车开走，这事儿就算结了。
结果这女人斜着眼睛，眼神扫过旁边一排跟她一样乱停放的车：“这不都停这呢么？”
“我们说的是你这车，把我们的车堵在里面了，出不来了。”我妈说。
“被堵的又不是你们一个。”女人语气里满满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几个大字都快顶到我们脸上了。她的一对小眼睛瞪着我们，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脑海里莫名闪过“无知者无畏”这句话。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爸沉默良久，开口说：“洋洋，以后别回国了。”
我看向窗外，不知道怎么接。
“这不是个例嘛。”过了一会儿我才说。
车开到红灯的路口，我爸从驾驶座上转头回来看我：“你以为这是个例吗？”
我知道，不是。这只是我出国后，对于一切贬低中国人的话语一种习惯性的回复罢了。
我曾经在和国内同学（没错，是国内，不是国外同学）的谈话中，努力为中国人开脱，他们对我说中国人平均素质比新加坡人低，我说一，中国人口太多，素质良莠不齐，取平均值的话必然比新加坡这个人口小国低；二，中国地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匀，新加坡整体就是一个小小岛国，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可以直接、更容易地真切提高全体人民各方面的生活质量和平均素质，所以这种比较本身是不公平的。
可是无论怎么口若悬河地找借口，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起在北京商场里我不止一次看到的对顾客恶言相向的售货员，还有家里那些冷漠的、跟她说一句话恨不得就吐出半个字的收银员；我想起去年在北京看升旗时一路十分奋勇地推搡着挤到我前面、全程踩着我的脚拍照的那个大妈；我想起在大连转机时，把走错了登机口的我的证件重重拍到柜台上的工作人员，大嗓门地对我旁边焦急等候询问的乘客喊“你能不能等一会儿，看不见我这忙着呢吗”。我想起好多好多让我一瞬间语塞，让我一瞬间觉得羞愧，让我一瞬间被失望从头到底浇了个透心凉的瞬间。虽然我有一万个不想承认，但是，在新加坡，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当事实毫不留情地拍在我脸上时，我终究是不能逃避的。
事实就是如此，我没有任何开脱的余地。
昨天去看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印象最深的是曾经的“行为模范”、如今靠贩卖盗版书谋生的刘峰去城管局要回被扣押的报刊车的剧情。在坚持要刘峰交一千块罚款的城管队长“我们这是按规定收钱”，城管队员“国家规定是你随便能看的”的蛮横逻辑中，刘峰情绪激动起来，混乱中他被三个城管队员按倒在地，打落的半截假肢摔在了大开的门外。
三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打一个如今落魄的残疾军人。
这种剧情，真实得让人寒心。
电影散场，我和我妈走在这座北方小城的深夜里，凛冽的冷风一阵阵钻进我的身体。
几次离家，几次回家，这时的我才意识到，离开家的距离像是一个细密的筛子，这片土地上那些丑陋得不堪入目的一面，都悉数留在了记忆中最深最深、无法触知的位置。是在回来后，我才清楚地看见那些一直以来被我有意无意忽视的东西，像是鞋里滚进的石子，每走一步都觉得疼。
更令我恐惧的是，这些石子的真面目，如今的我还无法一一看清楚。我如今看到的都只是她腐烂的表层。深层的呢？我也只是有所耳闻，却不曾经历过罢了。
也许在变好吧，国外媒体对于中国那种“带着对于自己国家的忧虑的观望态度”已经能说明很多了，信息爆炸和全球化给这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家里人的谈话中，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让人欣慰的变化。
只是，就像我曾为她辩白所称的那样，我们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三亿人口、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惯性太大，还要多久，她才能变成那个我回忆中，或者说像是回忆的幻想中，充满善意的样子？
我还能等她多少年？我还能不能等到一切都变好的那一天？我有没有勇气成为促使改变发生的一员？我愿不愿意押上自己的青春为筹码，去赌这个国家承诺的美好的未来？
我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变成那个我曾经最厌恶的样子？就像刘峰再怎么厌恶，却也挤出谄媚的微笑给城管队长递上去的那一盒烟。
我不知道。
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说什么都太早，未来有太多的未知了。
也许未来的我也会对今天的我嗤之以鼻。只是，今天我清楚知道的是，我终究是自私的。“做人啦，最重要的是开心啦”。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能找到这里缺少的幸福，如果我不想让我的父母、我的孩子一辈子浸润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如果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尚无私，如果我要离开。
对不起，但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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