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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有人统计，作为罗马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在产地消费的。
罗马的公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来，它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维持政治统治的物化手段，却同时造就了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形态。
对商业发展来说，和平是一种社会秩序，而自由又和契约相连。
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连续过程，它需要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提供一系列的条件。没有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间特殊的组合方式及调节机制，商品经济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罗马军团的存在必须依靠巨大的财力支持。当罗马皇帝拿不出金钱时，他就会失去士兵的拥戴，争夺皇位的战乱就可能发生，国家货币收入是军事的基础。而用金钱赎买雇佣兵却是罗马军事组织明显区别于其他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罗马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和士兵的勇敢善战来自于罗马公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的宗教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可能从古代希腊城邦形成的文化中继承下来，并且在罗马的城市生活中得到维系和发展。同样，它也直接依赖于城市的繁荣。
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军人尚武精神的维系，都直接取决于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繁荣。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大量繁荣的城市，也不会有国家大宗的税收。自由民不在城市里吃商品粮，就不会维系城邦的存在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也不会创造出具有高度组织性、机动性的罗马军团。
如果是寻求终极原因的决定论者，一定会为这个大圈子垂头丧气。但是，假如我们从这种直线式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中跳出来，思想就会豁然开朗。它表明，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
自从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变成奴隶起，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军队从自由民中吸收的人数一天天增加。特别是伯里克利改革以后，所有参加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薪俸，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雅典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因此，尽管雅典城邦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海军。
古代的农村公社经济既可以在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下演变为有众多自由农民的小农经济，同样可以像古代印度那样由于种姓制度的作用，演变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组织。自然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永恒的变化犹如一团内在的火，它时时刻刻在焚烧着那些看来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形态。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对马克思典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作用及反作用关系的发展和新表述。
东罗马帝国用信奉基督教的城市市民组织武装力量而屡遭失败，很多皇帝都为基督教徒不愿当兵而苦恼。这样一来，罗马整个军事、政治结构就失去了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
小农经济不具备为国家提供大量货币收入的功能，也不能为军事政治结构提供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它无法同其他两个结构组成稳定的系统。
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经常在外作战的人数在 8 万以上，比注册编制数要高得多。显然，就军队来源这一条件来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被破坏了。政治结构需要军团继续扩大，而经济结构没有力量再提供兵源。
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不得不大量地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则分给有军功的士兵和将领，留给国家作为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 146 年，罗马消灭迦太基后，对迦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拍卖。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留给国库。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时代，据老普林尼统计，约六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
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的观点，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富有的人们手中，所以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经常在政治上不一致。这就为军事头目利用军队同元老院斗争，进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启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能互相维系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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