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欧洲情况却大不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数量计,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在农业日益进步的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但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日减。 就欧洲各富国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很少,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利润一定很大。古时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必定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欧洲各进步国家的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或百分之二。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大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要大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得多。但也不仅如此。我们说过,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并不一定,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和我们祖先比较,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和我们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待游惰人民的基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惰了。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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