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学生，雅好文学，平时喜欢涂涂写写一些散文，也在课余常跟我请教文章的写法。谈到散文的结尾，我总喜欢举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为例：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项脊轩志》结尾的好，就好在意在言外，余味深长。
归先生看到庭院里那棵已经亭亭如盖的枇杷树，想到这是妻子去世那年种下的。触景而生情，想到亡妻，想到以前那些往事和旧时光，种种情味，在心中萦回，物还在，人已逝，故平平淡淡的几个字里实有人间至情。
小津安二郎在其自传《我是卖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中说过，“电影以余味定输赢”。
散文，或者说一切真正的艺术，也都大抵如此。
也有些讨论，此枇杷树到底是归有光还是其妻亲手种的呢？原文确实有不详处，但又有什么要紧呢？
艺术的唯一标准是“美”，而不是“真”。以常情想，我觉得是归有光种的，来纪念亡妻。
如果是一般的庸手来写这个结尾，大概会唯恐话没说尽，感情没表达充分，写成：
“我家庭院里有一棵枇杷树，是我妻子死的那一年我亲手种的，专门来纪念她，寄托我的哀思。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棵枇杷树已经长得亭亭如伞盖了。这么多年来，在那么多的夜晚，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的亡妻，不知道为她流了多少泪……亲爱的妻，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在天堂还好吗？爱你，恋你，在天堂要快乐……”
可不可以呢？也有可以的。但归先生的写法以少胜多，以简驭繁，不多抒情而自有深情在，显然是更胜一筹的。
我平生最服膺的作家汪曾祺，受归有光影响很深，他曾说：
“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在汪曾祺的一些文章的结尾，也可以看到有归有光的痕迹。
如在汪曾祺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槐花》一篇，在讲述了一个养蜂人的故事后，似乎已经可以结束了，却又另加了一句看似无关痛痒的话，以作收尾：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极闲淡的一句，却平添了无限余韵。这是归有光的笔法。
在悼念沈从文先生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对沈先生的生平琐事进行了感人至深的回忆之后，汪曾祺写道：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文章至此似已可结束，但汪先生又加了这样一个结尾：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这几句话让文章多了多少余味？这里学归有光的痕迹更加明显。
说到文章结尾的方法，汪曾祺也曾论及：
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论及戏曲的收尾，说“尾”有两种，一种是“度尾”，一种是“煞尾”。“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说得很好。收尾不外这两种。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结尾：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
汪曾祺评论道：“七万字一齐收在这一句话上。故事完了，读者还要想半天。你会随小说里的人物对远人作无边的思念，随她一同盼望着，热情而迫切。”
汪曾祺有一次赞叹沈从文小说的结尾都很好，沈从文笑眯眯地表示同意，说：“我很会结尾。”
鄙人有一组写外公的散文《外公三记》，在最后一记的结尾，我效颦归、沈、汪诸先贤，是这样结尾的：
“那年暑假里，我专门骑自行车去桐树院看了看，脚下已是一片瓦砾堆。我连外婆家老屋的位置大概在那儿都分辨不出来了。远处传来正在盖楼房的挖掘机的声音。站在河边，夕阳照在脸上，有些惆怅。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
俗语有云，“编筐编篓，难在收口。”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结尾之事大矣，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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