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都长期工作和生活，这两个城市在防控新冠肺炎上的一些措施的不同，也可以分析这两个城市的一些特质方面的区别。
首先疫情的发源地新发地批发市场，号称亚洲第一，居然是一个村办家族企业。
这就让我想起北京的大小超市的样子，很多都是听也没听说过的，只有在北京有这样的超市存在。什么沃尔玛呀，大润发呀，家乐福呀，这些著名品牌的连锁超市在北京似乎还是有的，但是很难找到。于是我就猜测，北京的商业服务业是受保护的。
而上海本地的品牌似乎很少，也有华联，联华，以及农工商超市，但正因为这些国际的大型的超市集团的竞争，也使上海本地国有企业的超市经营水平大大提高，至少卫生管理是过关的。
试想如果新发地批发市场，是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经营的，那么发生疫情传播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变得小一些呢？虽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据新闻报道，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防控管理是很混乱的。
北京的各级政府的行事风格似乎是政府做了规定市民就会遵照执行。至于市民到底会不会遵照执行，或者说政府是不是需要培养市民遵照执行某些决定的习氛围和习惯，则不是政府的事儿了。
而上海市政府显然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不仅会通过地方立法获得决定强制性，还会通过舆论的大造声势，让市民认同。第三步则通过基层工作人员的细致的一丝不苟的工作，特别是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安排做出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就叫做螺丝壳里做道场，城市管理要下绣花针的功夫。
北京在疫情稍微松懈的时候居然搞了一个垃圾分类。
首先这个时机的选择就很成问题。北京市的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经历了疫情防控的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后，而且疫情仍然处于常态化的防控状态的时候，已经分身乏术。北京居然想忙里偷闲搞垃圾分类。有没有想过要调用街道居委人员下些绣花功夫呢？！
上海的垃圾分类通过多少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多长时间的努力才达到现在严格执行的效果？！北京似乎认为常态化防控和垃圾分类两条战线作战依然能够达成比较好的效果。但根据笔者在所住小区的观察来看，根本就是规定一贴，小区的垃圾桶集中存放，至于老百姓的垃圾是否分类投放了，根本就没有人管。
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底该如何才能把政府的决定落实落细。
如果以这种风格搞疫情的常态化防控，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上海市民的现代素质无疑比北京市民要高一些，维权意识和监督政府的意识也强一些。
比方说北京的机场线，单程25元，居然搞了个商业化运营，也许在决策者看来到机场坐飞机是要花一些钱的。而上海是没有机场线的，无论是连接上海两个机场的2号线，还是从浦西市区到虹桥机场的10号线，也就是和市区的地铁一样的价钱，撑死了8块。
也许当初北京做地铁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但如今启动了大兴机场，结果又搞了一个新的机场线，35元，还涨了10块钱。
这叫知错不改。
但从这一点上，我也蛮佩服北京市民的，居然没有人反对，大概是反对也没有用吧。
但是在上海，类似的决策一定会征求上海市民的意见（北京也征求了意见）。北京和上海的区别在于，后者真的是在征求市民的意见——这叫请市民参与城市的治理。
上海和北京防疫的区别除了政府行政风格的区别之外，还有就是市民现代性的差别。
上海市民曾经对政府防疫措施的相对宽松十分气愤，以至于在上海发布的官方账号下面留言批评市领导，还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单。
但我却很少看到北京市民的批评意见。
上海市民可能比北京市民更加讲究个人卫生，也更加讲究社交距离，自我防疫的管控水平比较高。而北京人比上海人，或者北方人确实比南方人大条一些，粗放一些。这就可以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一些城市疫情相对平稳的现实中得到印证。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段说法：北京文化可以把老外变成膀爷，而上海文化可以把民工变成老外。
两者的文化都有很强的渗透性，但从防疫这一点上来看，自我防控的意识，个人的卫生意识，监督政府的意识，城市主人翁的意识，还是上海比北京好一些。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市民塑造了政府的行政方式。对于政府而言，市民有如此强烈的监督意识，你还敢随便胡来吗？对于上海市民而言，市政府有如此强的法制意识，市民还敢随便胡来吗？
一言一蔽之，那就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契约精神、法治精神，相互之间都有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严格遵守。
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有边界的，这一点上海各级官员很清楚，市民心里也是有数的。
正是政府和市民之间这样长期互动，才培养了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的风格之大不同。
比如本人在北京的西城区大马路上就看到一些汽车公然闯红灯，因为监控探头对准的不是汽车，这也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
比如本人在西城区就经常的听到一些汽车高声鸣笛，长时间鸣笛，如此的肆无忌惮，虽然有法律禁止，但显然被执法者和市民都视为儿戏了。这又培养了市民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对舆论的重视，上海和北京也有明显的不同。单从被广为诟病的北京南站管理而言，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多大的改变。
大概这就是北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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