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
1溯江
長江全長六三八〇公里，是世界第三長河。我生命中兩大轉折都是由有家變無家，一路哭泣，溯江而上。從蕪湖搭上運兵船逃往漢口時，我剛小學畢業；現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底，我由重慶溯江往川西嘉定（舊稱嘉定府）去，是剛剛中學畢業。
上船的那天中午，被媽媽形容忙得「腳後跟打後腦勺」的爸爸竟然親自送我。從家到朝天門碼頭大約三十里，車剛過小龍坎，天空就閃電打雷開始下雨。我帶著當年出遠門的標準行李，一個小箱子和一個鋪蓋捲；那鋪蓋捲用毯子包著被褥和衣服捲成一個橢圓形，上面反扣一個搪瓷臉盆，外面加一塊油布，用粗麻繩綁緊（一九七六年我在歐洲一飛機場行李盤上看到一個同樣的行李捲，從巴基斯坦來，”
“看來這是個全球性的智慧吧，把它攤開來就是一個家）。
由朝天門碼頭走到船邊，似乎有走不盡的滑溜石階。那場雨可真是傾盆而下，我們走上甲板之前，雨篷的水沿舷潑下，什麼傘也擋不住。爸爸穿的白色夏布長衫全溼透了，從頭髮往鞋上流成一條水柱。我自己是什麼光景已全然不知，只記得拚命憋住震撼全身的哭泣，看著他向我的學姐們道謝，下了跳板上岸去，在雨幕中迅即隱沒。
多年來我總記不全那趟長江之旅，只記得那場劈頭蓋臉的雨和全身溼透的爸爸，感懷「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我隨著大家將行李放在半乾的統艙地上，打開，互相遮掩著把溼衣服換下。敲鐘的時候去前艙領來飯菜，坐在各自的鋪位上吃。不久就天黑了，燈光僅供照明，艙內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
第二天破晓之前，我由梦中警醒。“二妹妹——我鬆手之前，她還在哥哥、張大非他們學生隊伍和靠裡坐著的傷兵之間搖搖晃晃地走著……。醒來時，看到四周全是熟睡的陌生臉孔。六年之後，在同一條江上，我又流著一種割捨之淚。
黃昏時分，船靠宜賓碼頭，岷江由北來與長江合流。
魯巧珍同班的馮家祿是宜賓世家，那一晚，招待我們一行六人飽餐一頓，住在她家。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富庶與穩定。飯後去市街漫步，且到基督教內地會等地。我所見到的地方士紳宅院和商家行號都有一種世代相傳的文化氣息，比逃難初期在湖南所見的中國內地文化更多一層自信。
自宜賓再溯江航行的江面又窄了一些，上水船也小了許多。此時正是八月秋汛的時候，江水暴漲激流洶湧，好幾次船不進反而稍退，旅客們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这时鲁巧珍靜靜來到我身旁說，「剛才一個男生說，你們這個新同學怎麼一直哭，像她這個哭法，難怪長江水要漲。」接著又說，「我去年來的時候也哭了一陣子，現在第二年來心裡已平靜多了。」在她一九四六年畢業前的三年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情、觀念契合，無話不談，也無事不能了解。
2白塔街女生宿舍
我所記得的大學生活不是從美麗的樂山城開始，而是由女生宿舍開始。
我一生住了將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戰時，兩年在勝利後「復員」初期。當時宿舍的設備很簡陋，都是晚上九點熄燈，但氣氛大不相同，大學宿舍當然比較自由，在熄燈以前可以自由出入。樂山白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稱為「白宮」，是一幢木造四層樓建築，原是教會為訓練內地傳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強可以容納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當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约因为座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终未见白塔）。
“唯一的舍監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風與南開那位無時不在的嚴師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們，連露面都不多。我那時以為她是名劇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離了婚，大約應該是孤高神祕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塵」，管些衣食住行的瑣事。在我記憶中，管我們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進門的工友老姚（據說男生稱他姚老爹或姚大帥）。今日想來，他豈止是那每天晚上準時拿把大鐵鑰匙鎖大門，放下木門栓的鐵面無私的小老頭；他裡裡外外什麼都管，一切都瞭若指掌。那一百多個女生的資料全在他的腦袋裡，簡直是莎士比亞喜劇裡的厲害人物。他長得甚矮，頭頂差不多全禿了，我不記得看過他的頭髮，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時我們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著，笑和不笑的時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学姐们带着那些可笑的铺盖卷进了宿舍大门，似乎是向老姚报到的。他告诉鲁巧珍她们到二楼，领著我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左边角落一间屋子，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上下铺床位的上铺说，你住这里。那床靠着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庆幸，但很快发现，这窗开向白塔街，为了安全起见，由外面用木条封住了。这一夜，天一直沒有亮，亮了我們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鋪的趙曉蘭是數學系的，比我早來三天。她帶我到廁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廳；小天井的右邊是一排木板搭蓋的浴室，隔成八小間，水泥地上有一個木架放臉盆。往門口走有一個架高的巨大鐵鍋，每天早上開了門就有水伕由水西門挑水來裝七分滿，在鍋下燒煤，我們拿臉盆走小石階上去舀水。
我們那間房是全宿舍最後的選擇（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上下鋪木床相當單薄，學校倉卒遷來，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課桌椅和床，但相較於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優待。我們兩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會有些搖動。上鋪沒有欄杆，我總怕半夜會摔下去。有一天半夜，我突然發現床微微顫動已許久了，便向下問，「你也睡不著嗎？从此，我和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一起到白塔街转陕西街到县街“探险”，找一点可以吃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從大渡河挑水上來，扁擔兩端的木桶搖到各家水池大約潑了三分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課是魯巧珍帶路的，她讀經濟系二年級。文法學院在文廟上課，總圖書館也在文廟。武大是遷校後方時帶出最多圖書的大學，也頗以此自傲。此後四年，我們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書，分配給同學先抄若干再去上課。所以由文廟出來，大家都先去買筆記本。
由文廟門前月珥塘石階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雲街，走許久才到嘉樂門大街找到嘉樂紙廠的門市部。進門第一眼所見，令我終生難忘，簡直就是樂園中的樂園景象！寬敞的平面櫃上、環繞四壁的木格架上，擺滿了各種雅潔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皆有，淺藍、湖綠、粉蝶、鵝黃……，厚册並列，呈現出人生夢中所見的色彩！
那著名於大後方的嘉樂紙有千百種面貌，從書法珍藏的宣紙，到学生用的笔记本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眉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我何等幸运，由这一个起点记忆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樂紙廠出來，她們帶我經安瀾門下石階到蕭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匯的洶湧激流。那樣宏偉開闊，留給我的印象遠勝於那座世界聞名，建於西元七一三至八〇三唐朝年間的大佛。由於它的歷史和觀光價值，樂山城在文革後，被「現代化」到難以辨認了。
3哲學系新生
一年級那一年，大學功課幾乎全無挑戰，哲學概論和經濟學需要聽講，但講義簡單又沒有指定參考書，即使指定了也沒有書，圖書館裡專門的書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師似乎都有默契實行低分主義，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國文和英文不比南開的程度高，進度又很慢。記得英文老師講一課書時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唸“blackbird”，同學們就在背後如此稱他。必修的體育簡直就是笑話，我不記得有真正的操場。
這一年我有足夠的時間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約有三十座位，但永遠被高年級同學占滿。宿舍屋內電燈極為昏暗，白天又無日光，反而是在九點熄燈之後，有功課要做的人點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燈（最原始的那種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莖燈芯草用火柴點燃）。考試之前，奢侈一下，點小小的蠟燭。
冬天冷時，唯一的房門也不能開，空氣污濁，八個人也都得那麼過一週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飽一點，睡好一點。後來誇張地回憶說，那一年能活著回家是因為宿舍旁邊有一個小屋子裡詹師傅的家庭式糕餅，至今仍覺得是最好吃的麵包；在宿舍裡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紙筒封著一小把，解飢養身，香脆千古。當年女同學在半世紀後的回憶中，無人不提上一筆！
剛到樂山，我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著魯巧珍和余憲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院，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宮」，據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廟宇，一半是簡陋搭蓋的通鋪。它們的名字倒很啟人想像，如龍神祠、叮咚街、露濟寺、斑竹灣……。自修室都不夠用，但是旁邊都有茶館，泡一盞茶可以坐上半天，許多人的功課、論文、交友、下棋、打橋牌、論政都在茶館。他們那樣的生活是女生無法企盼的，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女生敢一個人上街閒逛，也沒有人敢上茶館。在一千多學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後我讀到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知道世上女子尋求知識時，現實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難有完全的平等。
4淺藍的航空信
由於南開學長帶領，我在一年級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禄家遇见了基督教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級，第二天與我們同船去樂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種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眾人之中十分挺拔出眾。大約有人告訴他，我從上船哭到宜賓，他就以傳教者的態度坐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說他去重慶唸南開的時候多麼想念宜賓的家。我將隨身提包中的《聖經》給他看，不知他那時說了什麼話，使我又泫然欲淚地告訴他，我不僅十分想家，也十分惦念送我《聖經》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敵作戰……。世界上大約確有一些緣分，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於傾訴心中最深的感覺。
學校開學之後，他介紹我給珞珈團契的顧問，武大理學院長桂質廷先生，帶我參加了團契，使我經常獲得溫暖的照顧。在校四年之間，我在每年例行的慶祝聖誕演出「耶穌誕生」默劇中，被指定演瑪利亞。契友說我瘦瘦高高，有一種憂鬱的神情，所以適合此角。
陳仁寬在畢業之前一年，除了在團契聚會之外，從未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終維持一種保護者的兄長態度，畢業後立即去歐洲留學，常寫長信給我。信中鼓勵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學生活，常說些讀書、思考之事，歐洲和中國一樣在翻天覆地的激戰分裂之中，他也有深於年齡的觀照。多年後他回到共黨中國，全斷了音訊，大約十年前校友通訊《珞珈》有楊靜遠的文章，說一九八〇年間與已改名為公綽的陳仁寬小聚，他在對外翻譯公司和外交學院工作，想來應是順遂吧。
那一年間，我內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與南開同學的通信上，從不同的學校寫來不同的活法。共同之點當然是懷念沙坪壩。
在我踏進女生宿舍，向門房老姚報到的時候，他看了我的名字，從左邊一個櫃格取出一封信給我，說，「人還沒來，信就先到。」然後看了我兩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記。信封上的字跡是張大飛的，寄信地址是雲南蒙自一個軍郵的號碼。同樣淺藍的航空信箋，多了一種新的，濃密又壓抑抑的牽掛，不言相思，卻盡是相思。他惦念我的長江航程，惦念我離家後的生活，「你作了大學生是什麼樣子呢？寄上我移防後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據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說的「落地」，就是作戰平安歸來的意思。
“他的信幾乎全是在備戰室裡寫的，在溽熱潮溼的雲南邊陲之處，面對著搶工修復的飛虎隊跑道，一個身經百戰的二十五歲青年，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連天的中國，能讀大學，是光明前途的開始。
每個星期一下午由文廟回來，老姚都笑吟吟地給我一封寄自雲南的信，淺藍的紙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勵。也寄來一些照片，全副武裝和漆著鯊魚嘴的戰鬥機的合照：三個精神奕奕充滿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飛前在機艙裡的照片，很難令人聯想「生命是死亡唇邊的笑」。飛虎隊在那些年是傳奇性的英雄，陳納德說，「昆明的中國人，怎麼會從 P-40 飛機頭上的鯊魚徽得出飛虎這個名字的，我永遠也鬧不清。」美國參戰後，飛虎正式改編為中美空軍混合大隊。
他收到我那些蒼白貧乏的信，大約也無話可說，和我一樣共同懷念起南開中學的詩詞課了。每次升空作戰，風從耳邊吹過，雲在四圍翻騰，全神凝聚，處處是敵機的聲息，心中別無他想。但是，一切拚過，落地回來，一切的牽掛也立刻回來。營地有三天前的舊報，戰爭陷入苦戰階段，川西離戰場遠，什麼消息都沒有。他說，「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麼愛你，多麼想你！」
連續兩週未接航信，白天擁擠的小小方庭，月亮照進來的夜晚，可供憂思徘徊，困在山水邊城，與世界隔絕，只剩下遐思噩夢。終於收到他由昆明來信，說受了點傷，快好了，下週就回隊上去。從此我寫信再也不寫自己太平歲月的煩惱，也不敢寫自己擔憂，儘量找些有趣的事說，如邏輯課的白馬非馬之辯，如經濟學各派理論的衝突，樂山土話把一切單位皆用「塊」——一塊星期，一塊房子，一塊筆記本……，男生第八宿舍是兩年前大轟炸後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學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訴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發出叮咚聲音的樹洞……。無知如我，終於開始悚然警覺，正因為我已成年，不論他鍾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現實，是我所觸摸不到的。
他回到隊上，信上郵戳又是蒙自、箇舊、雲南驛、騰衝……。我在地圖上追蹤，從戰報上看到，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傷癒之後，他對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離的認識。他的信中亦不再說感情的話。只說你已經二十歲了，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
剛進大學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舊，和對偏遠隔絕的抱怨，一切都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一年就要過盡了。
5大成殿上——初見朱光潛老師
我這樣的飄浮狀態，到了一年級將結束時有了急遽的變化。
全校的大一國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試後不分院系以成績編班，最後以共同考試算成績作升級或轉系的標準。武大沒有醫學院，一直以外文、經濟、法律和電機系為最熱門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試後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學回宿舍說在文廟看到剛貼出來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統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數很高。我聽說後並沒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動，因為心中只想著如何對父母說，允許我去昆明，轉西南聯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樂山。明知是十分難於開口，也不易得到同意，當晚一夜難眠。
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過十幾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臨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決的難題。
第二天下午，老姚鄭重地給了我一份毛筆寫的教務處通知，命我去見教務長朱光潛先生。
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十五歲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誦了十年的經書與古文才進入桐城中學，二十一歲公費就讀香港大學。畢業後到上海教書，和匡互生、朱自清、豐子愷、葉聖陶、劉大白、夏衍等人辦雜誌，創「立達學園」，創辦開明書店。二十八歲，公費進愛丁堡大學進修英國文學，也修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又到法國巴黎大學修文藝心理學，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加強德文，並寫出《悲劇心理學》論文。留歐八年中，他經常流連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一面讀書一面寫作，官費常斷，為了稿費在開明書店《一般》和《中學生》刊物寫稿，後來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書和《談美》是中學生以上都必讀的「開竅」之書。
這麼一位大學者怎會召見我這個一年級學生呢？說真的，我是驚駭多於榮幸地走進他那在文廟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裡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頭」（那一年朱老師四十七歲，我那時的年紀眼中，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是「老人」）也沒有什麼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說，「你聯考分發到哲學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為什麼不轉外文系呢？」
我說我的第一志願是哲學系，沒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沒有考上。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和孟老師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問了我為什麼要「讀」哲學系，已經唸了些什麼哲學的書？我的回答在他聽來大約相當「幼稚無知」（我父親已委婉地對我說過），他想了一下說，「現在武大搬遷到這麼僻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系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硏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这最後一句話，至今縈繞我心頭。
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與同伴歡天喜地由五通橋搭岷江江輪到宜賓，由長江順流而下回了重慶。家，對於我有了更美好的意義。被聯考沖散的中學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說不完的別後經驗要傾訴。一年前我獨自一人被分發到遙遠的川西，回到沙坪壩，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隊棲息之地，歡唱不已。戰事方面，日本飛機因為美國參戰而損耗太大，已無力再頻繁轟炸重慶，主力移到滇緬路，每次出襲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隊大量擊落。這一年夏天，重慶雖然仍是炙熱如火爐，因為不再天天跑警報，重建與修復的氣氛，很適合我們這群嘰嘰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們常去嘉陵江邊唱歌和談心。那大約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夏天，也是真正無憂的假期。
回到家當然要和父母商量轉系的事。
［以上摘录来自
巨流河十萬冊紀念版（台湾天地文化出版公司）
齊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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