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忙时偷闲看了一人钱穆讲述、其弟子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通史》,因为近似讲义,所以有的地方简略,有的地方阐述相对充分,算是一本不错的普及教材。其中关于元朝的讲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之前,我所知道的元朝,比较感兴趣的是宗教政策比较开放,尽管统治手段原始、统治方式简单粗野,但因为宗教政策比较宽容,这也使得元朝的工艺、科技并不落后,甚至说在许多领域,如天文学、数学等方面出现一批在中国科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
比如,郭守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学家,制定了通行三百六十多年的授时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这个授时历我在学习强国答题时就经常遇到。
比如有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誉的朱世杰,他能列出四元高次多项式方程,以及消元求解的方法;此外他还创造出“垛积法”,即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方法,说实话,这些数学知识许多大学毕业生可能都忘了怎么求解。
还有黄道婆,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被尊为布业的始祖,有人说没有她就没有古上海的发展。
还有王祯、鲁明善、也黑迭儿、也速不花等各民族经济科技代表人物。在中国经济科技史上,这些人物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可以不让汉唐,迈过两宋。有人说这是由于元朝统治都重理轻文造成的,也似乎反衬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技术的轻视和内在制度抑制。
这样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元朝对工匠的重视程序非常高,匠人在当时的地位比较高。据说有善制甲、制枕、装塑的工匠死后被赠神川郡公的称号并赐予谥号,这在中国工匠历史上是罕有的荣耀。蒙古铁骑曾有过“攻城不降者则格杀之”的旧制,很多非工匠的汉人,便冒充是工匠,于是得免于难。
明清时期著名也是臭名的“四书五经”科举取士模式,便肇始于元朝,尽管真正举办科举考试的时间很短,仅二十年就停办。元朝由进士而担任官职者只有百分之一,由小吏积功升至显要者反而占十分之一。吏,就相当于现在的普通公务员(进士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县处以上干部),给普通公务员更多上升的渠道,是否有助力改善服务、减少腐败?这个没有看到相关论点。文人地位低,没有做官的通畅渠道,这也成为元杂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算是无心插柳吧。
还有行省制,也是从元朝开始,影响明清两代六百年。开句玩笑,没有元朝,我们可能还和日本、韩国等以县、道等为地理行政单元,现在的23个省有可能会被称做23个道。
当然,也有不好的地。唐诗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僧人的数量、权势、财富在梁武帝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俨然成为统治阶级。不过,这与元代相比,似乎有点逊色。《中国通史》这本书提到,至元二十八年,全国有僧寺42318区,僧尼213148人,许多寺庙拥有田产几十万公顷,成为实际上全国性的大地主。更有甚者,当时有一些不良僧侣祸害社会,罄竹难书,佛老之徒,蓄妻育子,饮酒食肉,强势借宿民舍,污辱妇女,扰民之甚,令人发指。
这让我记起听到的个真事。我所在的城市西南边有一个县,修了一座名为大云的寺庙,招纳一众僧侣修行,不久寺庙被封,僧侣被赶走,原因是出现有伤风化、伤风败俗的不堪行径。原来许多僧侣竟家有妻儿,外有小三,可谓呼妻引妾,白天入寺念经搂钱,晚上出槛酒色撒钱,竟比我们这些不修行的人过得还逍遥自在、滋润受活。
读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了解到的红衣主教的二三事,也是大概如此。
看来对修行的人,古今一律,就是出世入世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修行高深的人,是不在乎在哪里修,哪里度的。
这有些跑题了,不过普通人修行和读史似乎一样,也不能太注重形式,关键是把握历史运行的内在规律,获利片刻的感悟和心得,即便是破碎的也是有益的。
被忽视的元朝,在大量民间读史解史运动推动下,剥掉了一些被文人有意或无意强加的负面佐料,还原了一些基本真相,这在现代中国,不仅有点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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