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个学生过来说玉佩丢了，希望帮他找一找，只有一元硬币大小的玉佩，丢失在偌大的田径场，我不太确定能找到的概率是多大。我仔细登记了他的信息，问了玉佩的形状，并告诉他会帮他发信息，但同时我又告诉他，最稳妥的方法是发动他的同学一起仔细的再去寻找。
那个孩子很高兴的走了，他也清楚我并不一定能把他找到玉佩，但无论找不找得到，他从我这里感受到的是被协助。
有了孩子之后，我看待和对待学生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变化，每当对待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有一天我们的然姐和上哥他们有类似的情况找到他人，我期望他们被受到怎样的对待，那么我就怎么去做就好了。
这样的思维转变，让我看待学生更多一些慈悲和理解。
有一次我在陈姐的文印室，当时她非常忙碌，几台打印机和复印在同时工作，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拿着一打户口本身份证之类的让她复印，其实这个本来是学生在家应该复印好的，陈姐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拒绝是没关系的。
但陈姐跟那个孩子说：“你把东西放整齐放在角落那个地方，我现在非常忙碌，等我忙完手上这点活我就帮你复印，你下节课的课间再过来。”
那一刻，我被陈姐的善意感动，我说：“能感觉到你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当时她说：“你说怎么办呢？孩子已经拿到你这里来了，如果我今天不答应，他又得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又可能要耽误很久的时间。”
末了，她加了一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可能也常常会如此。”
有的时候，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一件事情，可能整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
想想我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有善意的人，受到了很多关照。我记得在大学时第一次总问路，那个阿姨非常热情的把我带到站牌；那个时候在中文楼上自习，大概是每天去得最早，回来得也很晚，就和门卫非常熟。有的时候下雨忘带伞，他就会借伞给我。
这些可能此后都不再见面的陌生人，但是我们遇见，他们最大程度的给予了我温暖，也许正因为这些奠定了我整个人生的基调，我一直对这个世界非常信任。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停下来想一下，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特别不善意的时刻？那其实也是有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学时代第一次住宿，当天的晚上班级的床位不够。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师，那就和老同学在他的宿舍共用一个床位，谁知道在夜半的时候，他们的班主任来了发现多了一个人，然后非常的生气，大声的斥责我：“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班级？”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0点，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时候的恐惧，那么大一个学校，全是不认识的人，而我被一个陌生的老师，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和斥责，但实际上我又没有做多么错的事情。
成年的我回头想想，他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学生，他不关爱我仅仅只是因为我不是他班级的学生而已。哪怕是成年的，我想起来一起的就极不舒服。
我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在莲花山公园，一个保安和卖糖葫芦的50岁的大叔发生了争执，最后那个保安把大叔的糖葫芦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脚，那个大叔也非常生气，保安气急败坏地扬长而去，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能理解那个保安的职责所在，他有他的要求，但是我认为他缺少起码的关照力，那天是大年初一，但凡能够过得去的，谁还会去卖糖葫芦呢。
保安也是生气的，踩坏了别人的东西，他不会喜欢这样的自己，那天是大年初一，他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情。所以这个事情明显还有第三种更温和的处理方式。
这个世界并非并不是非黑即白，还有很多种灰色地带，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规则，在这个需求和规则之间能否找到一种方式，你的需求满足了。我也不违反规则，这个事情也完成了，彼此甚好。
也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助，意义大概就在如此了。
在我的头脑里，每天总是出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场景，就是每个人常常的一生，每个人都都独自走在自己心灵的道路上，那条道路漫长，有时还没有方向、非常劳累，这个时候彼此之间的协助和善意，就是能让这个人生旅途减少一点烦闷、减少一点艰难，是必须的。
阿伦森父子《社会性动物》中说：我们需要的是让自己变得更清醒、更理智，减少踏入陷阱的机会和可能性。
每一点善意需要的是更加清醒，所以哪怕是微光也要尽量去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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