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学术严肃谨慎，政治复杂黑暗，二者似乎少促交集，甚至高冷的学术界经常反感和政治搅在一起。我们耳中也不乏某某学者大咖放掉政府高官的鸽子的故事。
明末，有一个群体却成功地将二者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天下闻名，那就是东林党。
说起东林党，不管是懂不懂历史的人应该都耳闻过他们这鼎鼎大名吧，这个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种文化，也代表了自古以来褒贬不一的观念。
对于大众来说，东林党也许是个很神秘的存在，我记得在我真正了解到他们是什么样一个组织之前，听到“东林党”这三个字，我会有种莫名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像是听到江湖上神秘的杀手团伙）。
有人说他们是民族浩然正气精神的代言人，有人说他们是喊着忧国忧民实则祸国殃民的伪君子，不过，东林党的创业史很简单，最一开始就是为了喷世骂政而已。他们的“祖宗”叫顾宪成。顾宪成的官方履历应该和“刚直不阿”啦、“天下正义”啦分不开吧，毕竟算是个正面人物。
而事实上，能搅和起朝政大乱的英雄人物，光有正义之心是不够的，开始的顾宪成，是个胆大包天的愤青。
当时正值张居正改革，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言论纷杂冲突激烈，但反对的声音基本上被“铁血宰相”张居正用大棒和辞退令压着。
作为初涉朝廷，梦想着反抗强权、为国忘我的顾宪成，便秉承着呼喊正义的精神跟强权压人的首辅张大人对着干，至于张居正的主张对不对，那无所谓，反正我和你反着来就对了。
总之一句，凡是张居正作出的决策，顾宪成都坚决反对，凡是张居正的指示，顾宪成都要始终不渝地批判。这样一股脑跟主流对着干的青年，逐渐在愤世嫉俗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看不惯朝廷上的很多人和事，望着天下布满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的痕迹痛心疾首。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那么不留情面的宰相大人，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只坚定反对他的愤青存在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顾宪成官位太小，人微言轻，不管怎样咬牙切齿地诅咒改革措施，对张居正来说也不过是千里之外某些人的自言自语罢了。
然而，夜以继日地对着世道BB的顾宪成也不算失败，在吏部工作的他加上有一根灵活巧妙的口条，人脉打理的是相当成功。他的愤青情结感染了一大批和他一样心气郁结的同胞，这些人有的是利益被张居正改革侵犯的，有的是在朝廷或多或少受了闲气的，还有的纯属欣赏顾先生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的，大家因为愤世而惺惺相惜，因为才华而济济一堂。
说到底，顾宪成就是看张居正十分不爽，对他的改革不屑一顾。
可是，到了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了，又还被反攻清算，抄家夺谥，改革项目也随之废殆，对张大人恨之入骨的顾宪成是不是可以阳光灿烂了呢？
遗憾的是并没有，顾大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直言忠谏的重责，张居正反对完了还有千万不合理的事情等着他去挑毛病，他不肯给自己借口休息，也不肯给朝廷一个安宁。
顾宪成把目光投向了新的内阁，新任首辅王锡爵荣升为他新的征讨目标，顾大人不遗余力地重新开骂，旨在批判相比张居正忙改革时显得碌碌无为的工作状态。
这一番争斗，王锡爵和张居正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的拥护派和反对派很快闹得不可开交，此为党争的开始。
紧接着，大家迎来了大明六年一度的“京察”，就是每六年要考核审查一次京官，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奖惩、去留等问题。
本来朝廷就乱七八糟，这一个可能裁掉对手扶植友党的大好机会，官员们岂可放过？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混乱，那是党争形成的标志，也是晚明祸事的起源。
作为吏部管理人事工作的顾宪成，在这一场京察斗法之中，表现异常突出。
《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这可是积累人脉的重要性啊！具体顾宪成怎么做到身为一个小官却可左右京官审核这种大事、趁机剪去敌方羽翼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果就是，他成功了。
后来的国本之争，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
顾宪成，还有其他一批气势汹汹的言官跟皇帝斗争，互相斗争。其实在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件事上，大家基本上是同仇敌忾跟万历在斗法，但是别忘了万历更多的是在怠政，为了躲避他们这些言官的口水，为了充实生活他们只好展开了互喷行动，争论是马上立太子还是缓缓慢慢来。看似争论的主题简直没什么意义，完全没有面红耳赤的必要，但是争论什么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争，是吵，只要能吵出来输赢就行，这样才能现出来优势，才能搞到更多的权力——这就叫明朝中后期著名的东林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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