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一为形成自己的知识脉络，把书读细；二为督促自身从一而终，持之以恒。遂将唐先生书中内容进行摘抄，权做读书纲要。）
中华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公元1912年），1月1日，夜10时，孙文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自此，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11月9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建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11月13日，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之故也。此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该省都督府，另一人代表该省原有谘议局。至11月15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定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那时革命战争的中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也早于沪方，加以这时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声望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议案通过之后，有人建议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种子，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为制定了一个包括三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经若干次修订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步宪法，政治史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治斗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12月月15日，选黎元洪、黄兴为革命军正、副元帅。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也。然虚位原以待袁，中山变成黑马。黄正黎副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然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公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临时政府行政部门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派：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时制宜可也。
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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