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受害者为了自我救赎在临终前写下的控诉书，无法给出更多关于文学价值的评论，只能在痛惜压抑和愤懑之余，一起参与这场控诉。
追求自由意志，就如同追求理想，要有接受自身弱点与自我和解的宽容心，要有接受错误失败的勇气，要有不受社会规则权威束缚，肯定自我价值的魄力，要有肉体受辱精神不死的毅力，要建立不盲目崇拜的批判性思维，要有这样的信念：个人生命，个人价值，比社会和文化强加的期待更重要。
但是对于一个13岁女孩来说这些都太难。外部伤害不是自我可以控制的，唯有心态三观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而心态三观的建立需要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责任在社会在父母。
弱者保护自己的方法不是逃避到真空乐园，而是心灵强大，具体到女性身体权利方面，那就是受害者无罪无不道德无歧视，男女“性”平权，而这些是社会应倡导的，是父母应教导的，如果缺失了颠倒了，那么比起李国华们更应被谴责的是扭曲的社会文化和父母。最令人害怕担心的是也许作者之死只是成全了关于贞洁的专制要求，成为了对于她身处的社会文化和父母而言，欣慰大于痛苦的贞节牌坊。
至于文学，在13岁小女孩那里当然是崇拜是真善美，但实际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并不具有道德标尺性，就如同美本身，也不具有道德性。纳博科夫本人就不将思想道德价值当作是文学创作的精髓，他认为的精髓只在于写作方法技巧。他写的《洛丽塔》本来就曾因不道德而被列为禁书。所以读书必须要有批判性思维，如果把书籍全部当作绝对真理，当作权威，当作人生指导，甚至当作真善美的理想，都将可能在现实中遭遇沉重打击。
不过比起遭遇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坚强的心灵向死而生。生命最重要，女性的价值不在于“贞洁”，不在于符合定位于对性保持“天真无知“的道德标尺。
作者之死甚至比13岁那一年更早已埋伏，因为依然顽强存在的社会文化对女性权力的专制压迫，因为社会观念对强势权力对男性地位的纵容，以及对性教育的忌讳和对性观念的肮脏定义，因为父母对女孩的”纯洁“教育和不容犯错的完美要求，注定她在遇到危险时毫无自我救赎之力，成为待宰的羔羊。
救赎自己，需要推翻13年来已然被灌注的三观，需要否定13年来的人生，否定父母，否定老师，否定社会，甚至否定曾给她安慰的文学这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些太过艰难，这意味着否定自己。所以她以结束生命来否定自己，为了否定父母，否定老师，否定社会，甚至否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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