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独立判断很重要？
现在，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但你是否明白，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早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像艾希曼一样，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值得尊敬的人们”。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犯罪，因为“不能杀人”是公认的道德法则。但是，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在阿伦特看来，大屠杀的灾难表明，旧有的道德模式已经失效了。传统的道德学说着眼于习俗、习惯和规则，道德教化就是让人循规蹈矩，能遵守道德规则就是有道德的人。但20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完全可以被颠覆。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人们依法作恶。
这里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作恶，如果想要行善，却可能触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和教化变得自相矛盾。所以阿伦特发现，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
2.为什么独立判断又很困难？
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说法很简单，很清晰，但实际上却极为困难。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就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所以，盲从当然不行，但你独立判断，就一定能做对吗？谁也无法担保。
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你可以说“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辞，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完全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3.独立判断，究竟应该怎么做？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
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
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
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么哲学气质，也不怎么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乃至付出生命。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
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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