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是唐代伟大诗人李商隐人生思想的主导和基本面，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正如儒学思想本身有其两重性一样，形之于李商隐身上的儒学思想，其两重性就显得尤为明显而强烈。卫道而又“叛逆”，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情景，竟能如此和谐地统一于李商隐身上，从年幼而至终老，一以贯之地矛盾斗争着、支撑主导着其仕途和人生，朴实而又神妙，给世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
其实问题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这一切的奥秘，就深藏在李商隐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深藏在他饱尝苦难的人生经历以及苦难中磨励而成的奉世向善、耿介多思乃至争强好胜的性格之中。
早年刚过三岁时，父亲李嗣为着一家人的生计，携商隐及全家，南下一千多里，前往江浙幕府谋职。先后辗转漂泊于浙东、浙西观察使幕府，辛苦奔波、操劳，拖垮了身体，六年后竟然撒手人寰。这对于不满十岁的小商隐，无异于晴天霹雳！走投无路百般无奈的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儿女，扶柩还乡，返回荥阳老家。此后，作为长子，李商隐辅助母亲，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幼年亲历的苦难在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李商隐是在父亲早死、家境困顿的艰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小他打父母那儿听到的衰微没落家族史，依稀可记；在江南目睹父亲在劳累和病痛折磨中离世的惨状，历历在目。这些印记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一生。直到会昌年间在《祭裴氏姊文》中，他还念念不忘当年难忘的经历和感受：“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 所有这些，如锥在心，矢志难忘！
在苦难的日子里，李商隐苦苦思索并逐渐坚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为寻求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入世报国、仕途荣身。恰逢这个念头，正好与邻居一个堂叔盼其学有所成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李商隐便一头扎进堂叔的怀抱，全身心地专心致志地聆听堂叔的教诲与管束。
这位堂叔其实是个隐居乡间的老处士，李商隐昵称其为“处士叔”。他早年入过太学，十八岁时就能“通五经”。按照唐代对经书的分类，是将《礼记》《左传》，《周礼》《仪礼》及〈尚书》《公羊传》等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类。“通五经”是指“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属于科考明经科的最高等级了。可见年轻时的处士叔，宦途应该是畅通无阻的。谁知天公作梗，处士叔的父亲不幸染上了重病，于是他毅然放弃了科举仕进的机会，退学居家侍奉父亲，一待就是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处士叔学业精进，不但精通五经，还擅长古诗，书法也十分了得，成了名扬乡里的人物。而且他的秉性也颇为怪诞：文才学问，仅限家教，从不示人；性格骜傲，蔑视趋炎，拒绝做官。传说一次因事路过徐州，当时的武宁节度使慕其大名，宾礼相待，邀其入幕为官而遭拒。就连他的亲友，后来职任华州刺史的崔戎，曾经登门劝他作官，也丝毫不给故友面子。
李商隐在处士叔的言传身教下，自是获益匪浅。不仅深受熏陶，潜移潜化，铸成了正直做人，诚信为本，糅韧坚强，不轻言退乃至居傲高洁，从不服输的性格底色。而且在学业上旁征博引，以博制约，融汇贯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学识上、感悟上以及言行指导上，已经全面地深深地扎下了儒学思想的根子。他洞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仁者人也”（《中庸》）的精髓；谙知“礼”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道德仁义”已经绝对化为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的法条象征；还悟得“内圣外王”是儒学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内圣”即“克己复礼以修身”，“外王”即修己之于安人“齐国治家平天下”。由此他深深懂得并坚持，在政治上恪守“仁政”和“民本”思想，在处世上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滕文公下》）的态度，以及在文学观念追求上，重视并秉持入世有为，功在美刺讽谏等等，这些都表明他基本上可算得上具有正统封建思想的儒生了。十六岁时，李商隐自觉学有所成，以《才论》、《圣论》一鸣惊人而“出诸公间”。虽然文章佚失后人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一点，这些文章举措，必然是他对自己儒学思想的直接有力的诠释和张扬。
但天生好学多思的性格，数年间自觉不自觉地，李商隐又对自己发现了儒家学说中的矛盾而深感纠结。在潜心硏读儒学经典中，李商隐在尽情涉猎和吮吸其精华时，出于童心的好奇，止不住忽发奇想，“跳出来”又作一番假设和质疑。不错，孔子是在扬弃殷周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了儒学；这种人文道德学说，坚持以探讨政治道德、人生哲理为主旨，“民本”是其一条论述的主线。孟子继而大加阐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这无疑都是至理名言。但他细究，孔子在高谈阔论“道德仁义”之外，其具体的方略、路径，却甚廖廖；且在大讲“民本”、“仁心”的同时，又对“天”、“命”、“天命”颇感兴趣；既其如此却又告诫“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尔》）。这些，时不时地使得这位幼年学子颇感迷惘而恍惚。
处士叔谨言慎行，始终苦心汲汲于传授儒学的大德及其价值、影响。李商隐初始听得新鲜、入迷，久而久之就觉得有些偏颇，甚至认为处士叔一味崇拜而走向了极端。他熟读各类古籍经典，对处士叔的偏执一隅，同样常常纠结于心。后来在《上崔华州书》中就坦言：“始闻故老（处士叔）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当时就认为，“道”不该是孔孟的专利，人人都可以创设自己的“道”；抒发个人情志，畅言心声，为文也不必非得从儒家典籍中寻章摘句！足见这样的言论，当时是何等的“大逆不道”！
及至大中三年，李商隐为其崇拜者、晚唐著名诗人元结的文集撰写后序时，终于将早年对儒学不满与批判的情愫，一古脑儿地发泄殆尽。在《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他愤而疾呼：“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孔氏固圣矣，次山（元结的字）安在其必师之邪”？他在痛斥时有论者“次山不师孔子为非”的偏见，以大量的论据和酌见，认为元结的思想不在孔子之下。“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出行万里，不见其敌”！其力度之巨，世所瞠目。
唐朝是儒道释三家都十分流行、并行不悖的朝代。早年研习儒家经典而又心有旁鹜的李商隐，乘处士叔不备，依其旺盛的精力私下又对佛经爱不释手，找到了又一个心灵归宿之处。十六岁后处士叔认为他学有所成而罢手，李商隐径直就去了附近的道教圣地玉阳山，在那里，任由一股清新澄澈之风荡涤着心扉。大和八九年间，二十来岁的李商隐侍奉母亲迁居济源的几年间，又数次去玉阳山。不仅结识了道友悟得了道教真谛，还任这股神奇之气撩开了心灵深处的情窦胚蕾。
可见李商隐儒学思想的两重性，意蕴深厚而庞杂。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其踌躇难决，深陷迷惘伤感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的一生，其作用影响不言自明而又一言难尽。
儒家学说本是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一支学术流派。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才不断被推崇、被神化、被封为思想道德乃至政治上的圭臬。尤其是西汉时期为着一统天下之需，径直把儒家典籍奉为经典，把儒学推为经学。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政后，俨然将其提升为主流文化，成为统治天下的御用工具。例如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其当初的本意是赋予人以道德的内涵，后来却逐渐被演变为专有所指，“天”、“命”、“天命”俨然变成了上天、君王、皇上的代用语。天命不可违，尊君为上，则成为主导社会的绝对法条。祈求仕进的有识之士，立足潮头的文人骚客，都无不将其奉为神明。在唐代，豪气冲天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曾发出过由衷的心声：“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赠韦侍御黄裳》）。为民喋血的诗圣杜甫，践行的政治理想却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勇立潮头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锋芒尽显却难掩恻隐之心：“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尽管语境、意蕴及畅抒的心声有所不同，但尊上忠君，却是不变的本意底色。
受儒学思想主导的封建正统诗人李商隐，当然逃不出这样的窠臼。他渴望入世为官，改变苦难人生，就是希望在朝廷谋上个一官半职。心向朝廷，忠于皇室，拥戴圣上，就是当初他的最高理想并孜孜为之的圣事。他一生经历过宪宗至宣宗六个朝代，人生最重要的三十年是在文宗、武宗和宣宗当朝度过的。尽管他博览群书，对唐代前朝皇室的隐史秘闻，对前代圣君包括太宗、玄宗、宪宗等拿不上台面的朝野传说，他尽悉皆知，但人生初始，都能恪守本分，依然深怀拥戴敬畏之心，丝毫没有戏谑亵渎之意。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后，李商隐科考不第，闲居乡野。当闻知皇上受屈蒙难后，身为一介草民，就拍案而起，奋笔疾书，连赋《有感二首》、《重有感》诗作三首抒发心声。“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展示的是对困厄中的文宗皇帝的拥戴、忧思和尊崇之心；“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更是心怀焦虑，寄望于文臣武将挺身而出，一展报国护君的壮举。当年正统的儒家嫡传弟子的一片赤诚，苍天可鉴的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一般而言，忠君与爱国密切相关，往往大量的具体的表现为乐观自信、奋发进取的精神，以及瞰览天下、勇于担当的胸襟。这在当初李商隐的身上亦有着集中显明的体现。武宗会昌三年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独树一帜背叛大唐，朝廷果断以石雄为帅出兵平叛。李商隐闻讯后大喜过望，赋诗盛赞“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为朝廷的英明决策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壮举而庆幸欢呼。他还善于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功绩赞赏，来表述自己对国家君主的忠诚与拥戴。宣宗大中初年，李商隐追随桂管观察使郑亚南下一年半后，北归游经荆巴一带，顿生思古咏怀之情思：“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在自己潦倒漂泊、求职无所之际，联想起史上三国猛将张飞的冤死及西晋大将王濬南下灭吴的壮举，这些千秋功烈不禁使自己又生有所作为、忠诚报国之心。不得不提及的是，李商隐的忠君爱国情怀，尤为体现在他为国分忧、惜恤爱民上。当年恩师令狐楚病逝于兴元，他在扶柩返回长安途中，目睹朝政凋敝、农村荒凉破败、农人衣食无着的惨状，愤而吟出《行次西郊一百韵》，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尽抒怜惜百姓、为国分忧的耿耿情怀。“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多么凄惨伤感的景象！“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又是多么撼天动地的真诚与誓愿！忠君爱国的殷殷之情，这种儒家情怀唤起的本能的真情实感，李商隐抒发得淋漓尽致！
世间的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势必要求人们的认知和态度，要与之相适应，作出必要的矫正乃至改变。随着晚唐国运的式微衰败和社会矛盾的恶化发展，国政凋敝，君王昏庸，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人民深陷于苦难而渺无出路。诚实率真的年轻诗人李商隐，禁不住在迷惘中苦苦思索，矛盾的焦点逐渐集中于一国之君身上，内心深处的“叛逆性”，随之就萌生、发展了起来。
实际上李商隐对社会、朝政乃至国君的负面看法，初始是纠结于自己科举之路的苦思无解，而逐渐萌生、延伸和发展起来的。开成二年应试后，李商隐心怀忐忑，向曾任御史中丞的崔龟从献书求知，以作试探。谈到自己的应试经历时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上崔华州书》）。系指自己从文宗大和七年正式应试，到开成二年春初尚未知晓登第与否的五年应举之路，坎坷多舛，一言难尽，俨然一副艰难困顿而又绝然高傲状。实际上他早在大和四年，就陪同长他九岁的令狐绹偿试参加了科考，绹荣登金榜，自己因默默无闻而名落孙山。如此一路走来，他对朝廷的科举取仕的内幕洞若观火：“行卷”成风，贿赂猖獗，以“貌”取人，暗箱操作……对此他疾俗至极，愤怒至极。后来得知自己此次登第，是主考官高锴以此还了令狐绹的人情，竟然怒火中烧，一时无语！他由科考的无序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原来荣华高尚的朝廷在他的眼中开始变得模糊，而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失察甚至偏袒的国君皇上，其形象在心目中亦逐渐动摇起来。
不吐不快！李商隐的这种情绪，开始是发端于对往朝国君的调侃、不满和责斥。早年他科考不第，闷闷不乐，闲暇无事，四处游逛。长安城区的兴庆宫、华清池以及咸阳辖区的仙游寺、马嵬驿等等景点，无不留下他的足迹；所见所闻，也无不勾起心中追古讽今的阵阵涟漪。大唐由鼎盛滑向衰微败落，玄宗皇帝就是个始作俑的亲历者，是个身负直接干系、罪孽深重、影响久远的𣁽首。李商隐对往朝国君的怨愤，自然瞄准于他，火力全开。在兴庆宫过《龙池》，他尖刻地蔑视玄宗霸占儿子李瑁（寿王）之妃杨玉环，激起儿子的幽怨和国人的不齿：“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他在长安游历最多，屡屡往返于京城和荥阳必经之地的骊山，更是难忘这段父子的仇隙及对君臣关系的影响：“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骊山有感》）。更有甚者，念及玄宗与贵妃的荒诞情事而酿及国之大难，他更是穷追猛打：“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马嵬二首》）。或棉里藏针以调侃，或严辞质疑以痛批，对往朝国君如此大不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心徜徉、直抒胸臆而发惊世之语者，唯有诗人李商隐！
随着时势日下，朝政混乱、民生凋敝的乱象愈演愈烈。生性忠君爱国、耿介不羁的李商隐，历经苦苦思索痛定思痛，逐渐理出总源头，遂将批评抨击的锋芒，直指昏庸的当朝国君。“甘露事变”发生后，李商隐在为国分忧、尊上拥君的同时，就委宛地批评文宗好了伤疤忘了痛，忘却了治国之本：“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有感二首》）。直至文宗逝后在悼诗中，李商隐提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为勤俭破由奢”的著名论断。在肯定文宗一生崇尚节俭、率身示范的同时，委宛地批评他不重视选用足堪大任的将相之才，不力剪祸害皇室朝政的奸恶权阉，以致“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暗讽文宗一生效仿舜帝，情系爱民求治，最终却落得个事与愿违、苍梧痛哭的可悲结局。
武宗继位后，虽然在攘外患平内乱，肃吏制压宦官诸方面政绩可观，但他同样不问国计于贤臣，而是酷信仙道之术，奢求长寿而误国。“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想起汉武帝当年为炼丹修身，对患有消渴症的最亲近的臣子司马相如，也舍不得赐予一杯仙露水：“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比照当朝武宗皇帝，对于名扬天下、渴望仕进报国的自己，屡屡不屑一顾，怨愤之慨跃然笔端。
及至宣宗当朝，国政大事皆系于牛党。这帮小人全然不顾国之根基大计，为着一党之私，欲将政冶异己赶尽杀绝。宣宗登朝的次日，就将前朝宰相李德裕贬为东都闲职，随后数年又以种种罪名远逐京都，先是外放为荆南节度使，再贬为潮州司马，尚未抵任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对于会昌年间功绩卓著的一代名相，无故遭此厄运，李商隐愤愤不平。他发思古之幽情，为其鸣冤叫屈：“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旧将军》）。如此讽谕仍不解恨，遂将矛头直指宣宗：“秦中久已乌头白，却是君王未备知”（《人欲》）。试问如此朝政乱局国之悲剧，世人尽皆知晓看穿，岂有国君不解之邪？！暗讽明批，不留一丝情面。
忠诚而又时发怨愤，李商隐儒学思想的两重性，聚焦于对待国君的态度情感，表现得如此意蕴深厚庞杂而又兰艾分明。
儒学思想的立意，在于追求入世有为。基于此，李商隐常怀初衷，殷殷苦心，不畏艰难，步履蹒跚地在这条路上苦行挣扎。为求得进士及第的一纸之约，历经八九年，“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小人当道，屡试不第，后来还是在关系人的延誉举荐下得以如愿。进士及第是李商隐正式迈上仕途的第一步，竟显得如此艰难而阴晦，这让他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使他对未来期盼的仕途生涯，陡生敬畏惧惕之心，又怀珍重难舍之情。
时至晚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尽管积弊丛生，腐朽不堪，但毕竟给了出身寒门的有识之士以仕进的机会。进士及第后，官拜中朝，就成了李商隐的最高理想。入职秘书省校书郎后，虽然官职卑微，但身居皇室显位，有着亲近皇上的近水楼台，他一度为之庆幸。谁知数月后，他莫名其妙地被外派为四百里开外的弘农县尉，又因与上司政见不合，一年多后愤而辞职。闲居数年后，百无聊赖的李商隐又走进了明经科场。这次依然是官拜秘书省，但却职守正字，比三年前的官阶反而低了许多。他默默无语，汲汲于琐碎繁务，冷板凳一坐就是五年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呼唤，经常响彻耳畔；乱象丛生晋升无望前景渺然的现状，不时地纠结于心。百般无奈间，他毅然脱下青袍官服，径直离开京城走进了幕府。殊知世事难料，两年多后漂泊无着的李商隐，又走进了吏部考场。无情的官场实在令人沮丧！时隔九年，这次竟然官授周至县尉，简直教人心灰意冷，欲哭无泪！李商隐的入仕理想与客观现实竟是如此的势所不容，不时燃起的期图入朝有所作为的热望，屡屡却为冷酷的官场冰水无情地浇灭。进士及第之后三次拜官，碰得灰头土脸后又三次入幕，浑浑噩噩二十多年，期间的坎坎坷坷酸辛苦辣，使他陷入了不尽的泥淖而难以自拔；苦恼、迷惘缠身，纯正向上的儒学思想，也随之受到自扪、质疑以至某种程度的动摇、绝弃！
既便如此，李商隐浸润于儒学典籍而修就的道德底线、礼数法条，不断显示出激情与活力。诚实守信的底色不改，顽强糅韧的性格依旧，时不时还显露出孤洁高傲、不向权贵低头的锋芒与头角。蜷伏在秘书省的数年间，他伏案孜孜，默默无闻。目睹多少颐指气使的新官入朝，多少风光无限的同事晋升离京，孑然凄冷的他都不为所动。“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泪》），表现出可贵的职业操守。有时尽管是受聘入幕，但仍一味秉持“只应不惮牵牛妬，聊用支机石赠君”（《海客》），展现出恪尽职守、竭力奉献的美德。每当遇到心仪的良机，就会自信满满，神采飞扬，“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高松》）；而处于无奈的低谷，也懂得低下头颅，下气求人，“莫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当然，底线不容践踏，正义必须捍卫。当受到无端的猜疑诽谤，自会义无反顾的回击：“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遇到上司、权贵的打击刁难，自会以强碰硬，不见丝毫的屈膝与媚骨，“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现出李商隐仕途苦境中鲜活多面的精神样貌。
残酷的现实有时往往出乎人们的始料所及。生活的苦难、官场的无情、命运的无常使得李商隐广博的儒学情怀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独木难支甚至渺无出路，迫使他在老道佛释中另觅生机。
早年他兴之所往，跳出家学的儒家氤氲后，径直去玉阳山道观接受了洗礼。继而科考落榜，苦闷无助的他又走进那里寻求救赎。道学的清新敞亮，道人的澄澈胸襟，使他领悟进而看到了另一方天地。“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寄永道士》），人生境界又升腾出另一番胜景，增添了继而前行的动力。进入仕途他始终在党争的夹缝中生存挣扎，如同掉进了冰窟，但思及道家的世界中，“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又从另一层面悟得了奋斗人生的哲理和情趣。武宗当朝，奢求道术，宠爱妃子才人，置求贤治国于不顾，李商隐愤而讽古怒批：“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怨忿之情不吐不快！
如果说道学让李商隐看到了人生的多面与神趣，那么，佛学又使他寻到了避难解脱的港湾与疗伤的净地。在朝中秘书省职守的多年，冷漠的世情和无聊的时光，驱使李商隐在重温佛典的同时，频频走进京城内外的佛寺名刹。在高师荟萃的皇都长安，智玄法师的学识、人品与情缘，足为翘楚。李商隐慕名求拜，机缘相投被诚纳，以弟子礼事之，遂与智玄法师成知己之交。在频繁交往中，他不断领悟到佛学的虔诚、渊博与浩瀚。时逢武宗“灭佛”，智玄无奈回到故乡四川。十年后李商隐入职梓州东川幕，方得重见恩师。此时的他，入朝拜官的欲望几近泯灭，爱妻初逝又陷于极度悲苦，漫无出路中“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别智玄法师》），得到了智玄法师的慰籍与教诲。后来他刻意拜会宪宗的女婿、曾两度拜相、现任西川节度使的远亲杜悰，求其援引仕进，殊料受到冷遇，心意俱灰，随之彻底抛却了仕进的念头，此后一头扎进了佛释的怀抱。李商隐在梓州精于硏读佛经的同时，心裁独出，在常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苦心凿创五间石壁，倾尽心血金字勒成《妙法莲华经》七卷，成为轰动佛门的盛事。将毕，赋诗作结：“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题僧壁》），尽抒平生与佛门的交往情谊、佛海的渊源广博及其三生对佛教的忠贞不二。从此尽抛尘缘俗心，徜徉于般若波罗蜜多的浩瀚之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晚年回眸这令人揪心的一生，仕途坎坷，厄运连连，在跌跌撞撞的摸爬滚打中，到头来万事成空：力图功耀朝廷却只能饮恨，搏击仕途却得到不尽的屈辱与不公，幸福之家却遭逢爱妻早逝，身染重病却眼巴巴不忍相看亟待扶持教养的一双儿女。此时的李商隐百感交集，万箭穿心，在悲苦无奈的血泪俱下中，平静地缓缓而吟：
中路因循我所长，
古来才命两相妨。
劝君莫强安蛇足，
一盏芳醪不得尝。
这首《有感》七绝小诗，是李商隐对自己苦难人生的血泪总结，是对后人勿蹈复辙的忠恳告诚，字面朴实却力系千钧！他清醒地悟得，思想上的沉疑双重导致了行动上的因循徬徨，正是自己人生悲剧症结之所在。足见这位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面对人生苦难，不文饰不诿过 ，依心而行，体现本真，无论站立还是卧病，都足显铮铮汉子的不变本色！
作者简介:
韩惠民，笔名寒岩，陕西西安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员。中国金融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陕西省金融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金融文坛》、《金融博览》及陕西《金秋》等刊物。散文自选集《斜阳，别样绚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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