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现代政府的工作报告，尤其是更高层次的指导文件，发现内容很虚。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不自然地觉得政府这是要干嘛，下面的人知道该如何执行吗？
从古代社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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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对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来说，自己治下的臣民有多少，疆域面积有多大？其实，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可以想象，在那个技术主要靠人力、畜力的社会，而官僚行政效率又特别低下的情况下，确切的统计数字真的难以说清楚。
但这个最基础的统计数字必须要知道，因为，农业社会的国家财政来源主要是人口与土地。
直到明太祖朱元璋，雄心勃勃，耗时十二年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户籍共计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既然税基已经清楚了，每年的税收收入就基本可以确定下来。朱元璋十分满意，为了减少后代子孙的麻烦，那就将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固定下来。每年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完成相对应的额度。
但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民情、丰灾水旱每每不同。中央政府的过度控制反而减弱地方政府实际执行的灵活性。
官员们向上负责，在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那只能摊派。王朝末期，兵患四起，流民逃亡，压在百姓头上的负担本来就重，摊派给留下来的人税负只能更重，恶性循环，流民越来越多。吃不饱饭的流民只能加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大，僵化的财政体制直接导致明朝的覆灭。
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才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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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类似的失败教训再次重演。由政府高度指导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破产。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改变方针路线，充分放手，释放地方活力。
于是，我们看到越是高层，给出的文件报告仅供指导，最多也是指明一些方向，而在层层下放的过程中，细节、具体措施才越来越明确。
实，意味着控制；虚，意味着放权。
但放权过于严重，地方越容易偏离中央的政策意图。中央政府还要时时掌握纠偏的能力。
过去，地方经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不得不相应的倾斜，发挥二次分配的作用。
好大喜功的市政政策，在没有足够债务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不得不叫停。
放任国企的发展，造成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不得不合并以增强对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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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过去的中国历史，控制的集中度越高、社会越刚性，相应程度上，削弱了地方的有效治理能力；反之，给地方政府充分放权，其治理能力的确增强，但往往表现为各自为政， 又会对中央产生巨大威胁。
而在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更强，中央有足够的权威面对地方的威胁，又有足够的能力防止地方的分裂，无须像过去那样极端控制。中央又有足够的信心充分放权，具有足够的纠偏手段，无须像过去那样担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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