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的汉奸，当无出于琦善、奕山、穆彰阿之流，至于李鸿章，或也逃不脱这盖棺定论，可真正被当时士人皆曰可杀的汉奸，首推郭嵩焘一人。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当朝士人纷纷指摘、讥讽，更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录，命名为《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朝堂上下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国内朝堂之上，亦有强烈响应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尽管此时，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官员对这位朝廷大员，毫不理睬。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高官名臣百年之后，未得谥号者，除犯下大罪者，从有谥号制度后，有几人乎？！
试问郭嵩焘果真是汉奸一只吗？！
自幼就读湘阴仰高书院、岳麓书院，郭嵩焘深受坚韧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的湘学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宦途之初，郭嵩焘劝说曾文正公出山，并辅佐其创建湘军。1853年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因此功，郭嵩焘官升翰林院编修。进京任职后，受肃顺推荐，被咸丰皇帝重用，派其赴僧格林沁处，帮办军务。任职期间，因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受到上下贪官污吏们的忌恨，而查办税金贪腐案，惹怒僧格林沁，一状告到皇帝面前，被“降二级调用”。于是乎，郭嵩焘由一个受皇帝青睐有加的良臣能吏，迅速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憎、鬼见鬼烦的闲人。其后仕途更是跌宕、不顺。
然而一腔报国之心的郭嵩焘依旧忠心不贰，1875年，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他慨然上书《条陈海防事宜》，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此奏折上书后，引起朝堂内外巨大反响，而郭嵩焘之后的“汉奸”大名，也由此打下了基础。
如今回看刘锡鸿罗列出的郭嵩焘三大罪，简直就是个笑话，可就这个笑话，却成了当年的郭嵩焘，无以辩白的大罪。
据说，《使西纪程》受到国内士人们群体性攻击时，郭嵩焘曾写诗道：“欲就青山论出处，懒随春草较输赢。腌天送远听鸣鸟，乔木森森急友声。”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可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寥寥几人外，士人皆斥其为汉奸！面对一面倒的痛斥，他以诗答之——“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翁。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唉，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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