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驳杂不精，对电影的评判也很自私，最高评价就是能让我笑的发自肺腑或者泪流的心甘情愿，哪怕有一刹那的触动，就算好看了。
《芳华》这样的小说，可以算是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录，只不过比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多了一点虚构或加工的成分。读历史书或者看大历史事件的电影，我们多半会发现，历史常常从普通老百姓的头顶掠过，他们的真实生活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笔墨。
历史学家注重记录的大多是上层政治的演变、精英思想的走向，有的是改朝换代的跌宕，有的是宫廷争斗的阴谋，却往往找不到微小个人是如何被历史潮流推动的记录，也找不到历史是如何影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甚至改变了普通人喜怒哀乐的方式。
看完《芳华》的点映，意犹未尽，就去找来小说又看了一遍。小说版的《芳华》多了一些忧伤与反思，电影版的《芳华》多了一些青春与热血。作为冯氏电影的铁杆粉丝，虽然冯导谦虚的说，《芳华》没有《1942》、《我不是潘金莲》那么重要，是最没有心理包袱的一次创作。我却觉得，从小说本身反思的意义而言，它比其他的几部都重要。因为，那个年代离我们更近，而且，人性里的相似，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电影通篇都是红色调的，鲜艳的红旗、赤色的标语，还有被红色布满的领袖画像，瞬间便被拽回到了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年轻人在西南某部队文工团相会，从此在转折的年代，热血、青春、爱与恨、人性的丑陋与温暖，相互交织，彼此纠缠。
刘峰是这群年轻人中的活雷锋、模范、标兵，一切有关道德高尚的词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文工团里所有人都找刘峰帮过忙，桌子椅子要坏了、天花板要脱落了，总之各种各样的困难，大家都会脱口而出：“找刘峰”。而刘峰也一定会及时的出现，毫无怨言的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公认的高尚形象，在一次“触摸事件”之后轰然倒塌。所谓的“触摸事件”无非就是刘峰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夜晚，抱住了自己暗恋多年的女孩子，并说出了“我爱你很久了”，这一句在今天看来最最土气的表白。
严歌苓在小说里是这样写的：
“我想刘峰对林丁丁的迷恋可能是从那个意外开始的，所以他的欲求是很生物的，不高尚的。但他对追求的压制，一连几年的残酷压制，却是高尚的。他追求的很苦，就苦在这压制上。压制同时提纯，最终提纯成心灵的，最终对林丁丁发出的那一记触摸，是灵魂驱动了肢体，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人”这个词已经开始有点贬义的味道了。它意味着一个人不够精明，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有点“二”。在那个年代，好人就是好人。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就是实现了“超我”的人格。
刘峰在被众人推向“超我人格”的每一步，就是脱离了正常人格，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掺杂着“本能”的“自我”。反过来说，一个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也可以说，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喜欢，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人性的不可预测、不可靠，以及它的变化无穷、不乏罪恶，才是魅力所在。相对人性的本真，那种“超我”却是素净的，毫无杂质的。
在众人眼里，刘峰来到人间，就该本本分分做他的模范英雄标兵，一旦本能的灵魂驱动了他的身体，大家都恐惧了，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林丁丁哭着喊出“他怎么可以爱上我”的时候，其实不是刘峰的拥抱和触摸“强暴”了她，而是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她。
从此，道德模范刘峰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先是被下放伐木连，后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被炸掉了右臂。（电影里大尺度的场面就是对这场战争的展现。冯小刚大胆的居然只用了一个长镜头来拍摄一场近十分钟的战斗场面。）
那场戏里，被打穿右臂动脉的刘峰一心寻死。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的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而那个曾经自己暗恋的林丁丁不得不把这首歌唱出来。
对，他的生命将要谱写的这个英雄故事和英雄颂歌，让所有痛斥他的人都会高唱。你们翻脸翻的真快啊，昨天还那么拥戴我，在选举雷锋标兵的大会上，只见一片齐刷刷的手臂竖起的青纱帐，眨眼间就是一片齐刷刷的拳头：
“刘峰，表面上雷锋，思想上龌龊！”
我用死来让你们亏欠，让你们负罪！想到这里，刘峰心满意足的闭上了眼睛。
此后的刘峰，潦倒一生，90年代改革开放后，文工团里的许多人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道德模范刘峰却只能靠一只臂膀拉货车倒卖盗版书籍养家糊口。
刘峰被下放伐木连，离开文工团的前一天，没有人来送行，只有一个何小萍（小说里叫何小曼）。
何小萍不受文工团里战友们的喜欢，甚至遭到大家一致的嫌弃。电影里只说她父亲被打成造反派下放，母亲改嫁，在继父家里她倍受歧视。因此她一心想参军，离开那个家。她以为到了部队，就会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却没有想到，来到部队遭受到了集体带给她的委屈。
而每一次，只有刘峰不歧视她，愿意出手相助。渐渐地，她对刘峰或许产生了一些复杂的情愫。严歌苓在小说里对何小曼的描写是更加饱满的，身世经历交代的很清楚，其中有一段，我格外注意：
“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做反右倾。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曼的父亲是那种莫名的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觉得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右倾，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的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右倾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反倒觉得解脱了。”
所以我说，何小曼对刘峰的情愫是复杂的，或许刘峰和小曼的父亲太像了，这份情愫里有青春的萌动、有善意的报答，或许还有童年时父亲的影子。
从刘峰被下放的那一刻起，何小萍对文工团里的所有人都充满了失望，甚至怨恨。她于是消极怠工、拒绝参与演出舞台剧的女一号，尽管那是她曾经的梦想，甚至以装病来表达她内心的不满。最终，她也因为装病被派往前线医院。在前线医院，何小萍为救护伤员立了功，再后来得了精神病，被送到精神病院。
电影里对何小萍为什么得了精神病交代的并不清楚，原因不得而知。小说里是这样说的：
在前线，何小萍有一次和一名年轻的男护理员搭乘一辆运输烈士遗体的卡车回爆炸所，卡车误入雷区，车被炸毁，驾驶员牺牲。男护理员腿部负伤，何小萍搀扶着他步行十多里，途中遇到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用装载摄制组设备的车把他们送回了战地医院。正好军区一个记者在这个医院采访，于是，何小萍的这次经历被写成了一篇五千字的文学报告。何小萍从此成为这样的形象：柔弱而倔强，坚韧而充满理想主义，一副瘦小的铁肩膀把一个重伤员背负了几十公里路，背过山谷河滩，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背过敌人出没的村落，从死亡边缘背回人间。
从此，何小萍也成为了英雄，而且要按照组织的安排去宣讲她的英雄事迹。然而，何小萍不相信这个英雄形象是自己，在按照组织事先写好的宣讲词做过几次宣讲后，最终精神崩溃。
或许太过悲剧性的作品，很难公示于众，电影给了一个比小说更让人温情的结局（不作剧透）。
如果是我，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一定会就此结束，让两个人的悲剧勾画出那个年代的悲哀。因为，悲剧越深刻，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也就越不会遗忘。
那个年代的美好在于，有人相信平凡即伟大。虽然，芳华易逝，热血的挥洒却都昭示着青春的美好。今天，没有人再相信平凡即伟大，我们似乎觉得，教师敬业的教书育人、律师认真的为客户打官司维护普通人的权益、清洁工几十年如一日的岗位坚守，都不足以称之为“伟大”，我们已经习惯于“伟大”的含义只能由特殊的“高调”才能彰显。
任何“高调”背后都隐藏着可能的虚伪。用邓晓芒先生的话说：“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尽管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人人都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的不怎么样，但必须从娃娃抓起，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这便是习惯虚伪和集体无意识。
美好没有延续， 历史深处的忧伤却时常在重现。那个将自己的同学江歌推向死亡的刘鑫，不正是一个又一个将刘峰推向绝境的翻版吗？那些虐待幼童的魔爪，难道不是已经突破了人性中悲悯的底线吗？
我们承认人性是软弱的，在非常时期，也是可以软弱的。但，当人性无法改变时，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诱发了人性中那些最残忍、最可悲的因子，让它们释放，不惜践踏亲情、友情和爱情，又是什么使得一个社会发生了最低层次的错乱，导致基本人伦常识被淹没在高调之中？
写下此文的日期正是国家公祭日，对侵略者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自然应该勿忘国耻，铭记于心。我们谴责日本没有反省历史，赞扬德国的彻底反省态度。那么，我们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又该如何对待呢？
德国对自己的反省，主要是依靠在制度层面对纳粹的彻底颠覆、对大屠杀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追究、对个人崇拜的坚决遏制、在立法中确立纳粹为非法，加上教育制度的彻底更新，在历史教育中不但不避讳历史罪行，反而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教训。所以今天德国人的反省，既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个人行为，也是民族行为。这样的忏悔和反省，可以相信是牢固的。
我们，对待自己的历史，是不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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